读《江泽民文选》三卷，不禁为书中体现出的极高明的智慧和极有效的战略思想所深深感动。一个政治家，而且是学理工出身的政治家，具有如此浓郁的历史兴趣、文化兴趣、理论创新兴趣和世界科技前沿的兴趣，他的雄才大略散发着动人的风采。这部文选不仅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智慧结晶，而且也可以作为中华民族全面振兴史上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历史文献来深入领会。下面着重从文化方面谈点粗浅的学习体会。

文化是一个民族全面振兴的旗帜。文化作为广泛地渗透于人群的惯性存在，是一种内在地联系着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礼仪风俗、精神信仰、审美趣味的血脉。它以深层结构的方式，标志着一个民族得以成为此民族。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文化的实践价值和文化形态的建设。江泽民继承了毛泽东、邓小平的思想，把文化问题提高到重要的基础性社会工程的高度；在著名的作为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把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作为鼎足三立的思想维度之一；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文明形态统筹建构中，也把文化精神放在重要地位；在确立科教兴国的基本国策中，指出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强调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同等重要和相互结合的文化思想；在论证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时候，也把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作为从根本上决定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要务来强调。这就在文化问题上形成了与时俱进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使之成为推进民族全面振兴的基本国策来进行统筹处理。

如此高度重视文化问题，是立足于敏锐而深刻的世界意识和历史意识。一方面国际反华势力企图在一些国际组织和国际场合纠集力量同我们进行较量，并以“人权”、“民主”、“宗教”等为借口，插手台湾、达赖等问题，干涉我国内政。当代不断激化的国际冲突和局部战乱，大多具有复杂的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的背景。而西方政治学者的“文明冲突论”，不是把文明的差异看作世界交流的起点，而是看作世界冲突的根源，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借文化差异而干涉别国内政制造理论根据。另一方面，国际敌对势力企图西化、分化我国的政治本质决不会改变，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汲收教训，看到我们同国际敌对势力在渗透和反渗透、遏制和反遏制、分裂和反分裂、颠覆和反颠覆上的斗争也将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尖锐的。同时，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的改革开放，既是经济振兴的良好机遇，又不可避免地在社会经济方式、生活方式和利益分配方式多样化、活跃化和变动化过程中，附带着外来的腐朽思想对社会机制的侵蚀，以及本土的陈规陋习的沉渣泛起。对于这些妨碍社会健康和稳定发展的问题，不是采用放任自流、养痈遗患的态度，而是提前作为文化问题防患于未然，在法律之前设置道德警戒线，在政治之前启动文化引导渠道，是一种居安思危、深谋远虑的明智的举措。

历史是最严峻的预言家，它在血与火的过程中总是作着面对过去而心系未来的沉痛的预言。有作为的政治家都明白“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孔子作《春秋》和司马光修《资治通鉴》，都非常注重政治教训的威严感。江泽民在世纪之交的中东和欧非之行，表现出非常浓郁的对古希腊文明和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兴衰史的历史兴趣和文化反思意识，既看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是十分复杂的。有的国家兴盛起来了，有的国家衰亡下去了。兴盛有其原因，衰亡有其教训。各个民族、各种文化在历史进程中往往交织在一起，今天一些地区的政治、领土、民族、宗教矛盾，大都有深刻的历史渊源。不了解历史，就不能全面了解这些问题的由来”，同时又比较中外历史中长时段的升沉衍变，领略着“历史反复说明，违背历史规律和人民要求，不紧跟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和科技进步发展的潮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论曾经多么强大，最终也是要落伍的，而落后就会挨打”。尤其是他从历史经验中引导出执政党勤政廉政的龟鉴，认为“国以民为本，民心不可拂”，“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因素。政风廉洁，从来是赢得民心，实现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繁荣的重要一环”。他反复引证秦朝的兴亡和杜牧的《阿房宫赋》，引证隋唐的兴亡，和唐王朝与东西突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