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近代中国乡村危机的研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关中国乡村研究和调查的成果中就已涉及较多，但对其本相的揭示以及深层致因的讨论却未达旨要，大多限于列举要素，^[1]以至于“我们很难将他们各自描述的农村社会叠加起来”，“没有充分的对比，因而很难发现动态的联系和规律”。^[2]近年来也有不少学者著文论及20世纪30年代的“农业危机”，^[3]认为导致农业大危机的深层原因是近代以来农业生产力总体水平的下降，^[4]或者归结为“主要是受1929年开始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5]等等。总体而言，并没有超出20世纪30年代所列举的那些因素范围（只是侧重点或观察问题的角度有所不同）。

需要强调的是，以往的讨论大多是攫取特定的事例、现象及其特征，并人为地将其罗列集结成对乡村危机因由与特征的解释，而对各特定事例、现象与特征间的逻辑关系和因果关联并没有做进一步的探究，甚至不加区别地以整个近代社会危机之面相、特征来诠释特定的乡村危机，以致落入因果倒错、面相与本相倒颠而浑然不觉之窘况。在变动剧烈且又发展极不平衡的近代中国，如果不是在特定的论域或范围内锁定论题，事实上就会出现随意择取各种事例和因素来建构自己的解释——显然这种研究路径和解释与历史事实和学术宗旨相去甚远。因此，将论题限定在一个“可控”范畴内，并从其因果形成的必然联系中建构合理的解说体系，对于近代中国乡村危机的认识和理解或许是一条可行的研究路径。

一

就表象而言，乡村危机似乎是传统时代农民起义、造反的基本条件或历史前提，以往的研究者也曾以此为论，“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从根本上说仍是传统乡村周期性危机的一次大爆发，它根源于土地兼并及赋税沉重剥削下广大人民的极端贫困”。中国传统土地制度“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性……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迟滞的总根源，使中国长期徘徊于治乱循环的周期性危机之中”。^[6]但是，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危机却呈现着更为复杂的面相和时代特征，它是由政治纷乱、经济破产、社会失序、文化失范所引发的整体危机。从乡村危机的征象看，时人观察角度不同，所论略有区别，但“有一点是共通的，即他们都认为中国的农村经济将达到它崩溃的总危机……中国农村的破产与农民的穷困本是一个铁一般不容否认的事实”。^[7]其最突出的表征是，农民逃亡，农业衰落（或农地荒废），农村破产，以至于造成“农村凋敝，国本动摇”^[8]之险峻情势。

那么，30年代中国乡村危机爆发的原因是什么？乡村危机复杂的面相与致因本是互为表里的问题，其因果关系的揭示对于理解乡村危机的时代特征与特性至关重要。笔者粗略地归纳分类，发现时人提出的致因说主要有以下几种：

其一，农业技术致因说。如“农耕技术的停滞，历代灾荒的频仍（见竺可桢氏统计），以及农民暴动的追踪而至（见薛农山《中国农民运动史》），都是此种农业慢性恐慌的表现”。^[9]“查我国农村破产之主因，固在水利未兴，而土地未尽其利，亦系重要原因之一。”^[10]其中，“土地报酬递减法则”也是相当流行的论点之一，即“一定的技术条件下，投下较多的资本和劳力，并不能够按照同一比例增加收获”。^[11]当然，国民党建政南京后也选择了“技术致因论”以表达自己的立场，宣称经济的落后“是由于我国生产技术幼稚，等到海禁开放以后，又加上外来势力的打击，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受到很大的阻力”。^[12]这种认识规定了国民政府应对危机的基本方案，即从国民经济建设上下功夫的四大纲领：一尽人力，二开地利，三尽物用，四畅物流。“苟能完成这四大端，那中国一定就可以变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了。”^[13]

其二，土地制度致因说。主要认为“中国现存的土地关系却是此种危机的最主要的主观条件，同时这种危机又加深了中国土地问题的深刻”。^[14]当然，土地不均、租佃制度并非单独发生作用，而是与小农经营、生产技术、水旱灾害、苛捐杂税、战乱兵匪、土豪劣绅等“各有其牵连关系”。^[15]其主因则源于土地所有制及其佃租制度，即“佃租的剥削，也不能不算是江西农村破落中一个最大症结”。^[16]

其三，帝国主义侵略致因说。如“吾华以农立国，农民占全人口十分之八以上，全国收入，亦以农产为大宗，顾自鸦片战争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