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之演变过程，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不断反思和批判的过程。中国农村以其历史悠久、地位重要和纷繁复杂，更是备受关注，贫困问题就是其中的焦点之一。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发生了许多“进步性”的变化，比如自然经济趋于解体，经济作物专业区域增加，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手工业经营中的资本主义因素开始成长，农民生活消费结构有了一些新的产品等等，但无论发生什么变化，从维持生存的绝对意义而言，中国农民的物质生活仍是非常贫苦的。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研究而言，无论是激进派马克思主义学者，还是非激进派学者，尽管对“贫困”标准的理解不尽相同，但都在实际调查和分析的基础上，几乎得出了“绝对贫困”的同样结论。仅以后一类学者为例，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指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了不足以维持最低限度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1]农业经济学家卜凯也指出：“中国农人的生活程度之低，从各方面皆可看出。收入方面既是渺小的可怜，而且其中大部分还是仅仅用于维持物质生活方面的要素。生活必须［需］费用虽占入款的大部分，可是食物既缺乏营养，且又终年不变，衣服极粗，仅足蔽体，住室简陋，聊蔽风雨。”^[2]社会学者柯象峰统计，农民在贫穷线以下的人口，约有3/4。若以全国人口4.5亿计算，不下2.6亿人，约为全国的60%。^[3]毋庸讳言，那个时代的知识人，为了急于复兴中国农村，改变中华民族落后之命运，关于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的描述，可能多少有夸大危机的成分，但我们绝不同意现在有些学者所说的，这些人的描述更多的是想象甚至是编造。一个时代的现实作品和社会意识总是基本上反映了社会存在，将那个时代的学者的研究贬斥为想象和编造，既违背了历史哲学常识，也是对中国近代农村经济史的无知，更是对知识分子本身的不尊。当然，从历史变化的角度来看，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不一定比此前更加恶化，但农民仍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则是可以肯定的，这已经被大量的史料和研究所证明。要之，农民贫困是反映中国近代社会主流和本质的一个大问题，某个时段或某个地区的枝节的“改善”远不足以撼动这个主流和本质。近些年所谓“改善”和“发展”说，仅具相对意义，而非绝对意义。^[4]我以为，中国近代农村的问题已经不是农民是否贫困，而是农民为什么贫困，与之相连的是农村经济为什么落后。只有对此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才能真正深入到中国近代社会的深处，也才能真正谈得上解决中国社会矛盾之道。应该说，近代以来，社会各界对这一问题从未停止过讨论，但只有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一讨论才达到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人们的社会危机感才愈加紧张起来。其背景显然与这一时期的时局动荡和社会思潮的活跃有关：一是大革命结束前后，与革命前途相关联的中国社会性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大讨论，尤其是中共革命的大规模实践，推动了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尤其是农民贫困问题的探讨；二是南京国民政府和知识界提出了“复兴农村”的口号，而复兴农村的前提则是要了解此前中国农村尤其是农村社会经济矛盾、农民贫困的状况，由此掀起了中国农村调查、研究和讨论的高潮；三是受世界经济危机、日本侵略东三省和水旱灾害集中爆发的影响，中国农村经济一度陷入低谷，农民生活更加困难，从而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而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动荡、国民政府统治力的薄弱，也为学者的自由论争提供了一定的空间。总之，由于以上的机缘，社会各界对当下乃至整个近代的农村社会、农民生活贫困的问题更加关注，争论更加激烈了。正如社会学家李景汉所言：对于农村问题的症结与其解决的办法，近年以来已经发表了极多的言论，提出了不少的主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均有其独到之点。^[5]迄今，这些言论已经成为非常珍贵的思想遗产，然尚未引起相关学界应有之重视，仅在一些实证研究中作为资料零星引用，至于思想史、学术史视域下的探讨则尚付阙如。本文之主旨，就是钩沉相关史料，将最具代表性的论争做一梳理，以反映这一时期学界对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和农民生活的思想脉络。与此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