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的广西农业危机，是全国农业危机的一个缩影。危机从清末龙州、梧州、南宁三口开埠通商已经潜伏，并在1930年代初爆发，1933—1934年达到高峰。危机的产生，除了传统的封建剥削，根本原因还是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突出表现为洋货与土货、工业品与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不断扩大。它一方面使广西进出口贸易逆差上升，现金大量外流，导致省内尤其是农村金融枯竭，财政拮据；另一方面使农民所付价格远大于所得价格，农副业收入无法补偿生产和生活资料的消耗，导致农业生产、再生产无法正常进行。农业危机在官府和民间引起了极大的震荡和惊恐，广西省府当局为此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约请专家进行实地调查；二是发起“广西经济出路”征文，在报刊开辟专栏展开讨论。^[1]征文和讨论反应热烈，参加者按其观点，可分为“重农派”、“重商派”、“农工商并重派”、“彻底拯救派”等多个派别。“彻底拯救派”提出，欲求广西经济出路问题的彻底解决，必须赶走帝国主义，变革生产关系，以社会主义制度取代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确信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彻底消除经济危机的根源。不过这些办法都还停留在思想认识层面，未能付诸实施，而国民党广西省政府更不会同意和实施这一办法。这样，废除封建制度和封建剥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彻底解放生产力、消除危机根源的历史使命，就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

一 从入不敷出的农户经济看农业和乡村危机

封建半封建制度下的农业生产，是一种直接或间接供家庭成员消费的简单再生产，作为农业生产主体的小农家庭，既是生产单位，又是消费单位，家庭收支平衡，能够补偿生产中的物资和体力消耗，是维持农业简单再生产（包括劳动力再生产）的起码条件。然而，20世纪30年代的大量资料显示，广西大多数或绝大多数农户入不敷出，生产、生活无以为继。

1933年秋冬，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应广西省政府约请，对鬰林、藤县等12县1248家农户进行抽样调查，^[2]并筛选其中780家农户^[3]的调查资料整理出版（筛选标准和农户情况不详），重点是农户收支，不过资料不太完整，^[4]没有准确反映农户收支及入不敷出的真实状况。原始资料已大部散失，仅鬰林、藤县、果德等三县322家农户的调查表被保存下来，十分珍贵。^[5]现对这部分原始表格加以综合整理，或许更能准确地反映当时的农户经济和农村状况。

鬰林、藤县、果德三县的自然环境和农业生产条件不尽相同。位于桂东南的鬰林、藤县，耕地大部分为水田，稻谷可种两季，旱地较少，只占全部耕地的13.5%。地权高度集中，调查的215家农户中，50.2%是无地户，68.3%的水田属于租佃经营。果德地处桂西山区，虽可种植两季稻作，但土地较贫瘠，缺乏灌溉水源，只能种植一季。旱地比重亦较高，占耕地的37.9%。不过地权较分散，调查的107家农户中，无地户只有4户，85%的农户为自耕农，只有4.5%的水田是以租佃形式经营的。旱地的租佃经营比重略高，也只占16.3%。^[6]这种情形在南方地区并不多见。三县农户经营规模也有明显差异，鬰林相对较大，62.9%的农户水田耕作面积在10亩以上，平均为14.9亩。藤县最小，87.9%的农户水田耕作面积不足10亩，41.8%的农户不足5亩，平均只有6.6亩。果德虽然49.5%的农户水田耕作面积超过10亩，平均为11.4亩，但因只种一季，实际种植面积并不比藤县大。

三县自然条件、地权分配和农户经营规模虽有差异，但农民经济困窘、入不敷出、无法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情形，则完全一样。三县各类农户的盈亏户数比较见表1。

三县322家农户中，盈余的34户，占10.6%，亏折的288户，占89.4%，亦即近9成的农户入不敷出。从县区看，鬰林、藤县、果德亏折农户比重依次为87.1%、89.0%、92.5%，呈递升态势，这同三县自然环境、农户经营规模不无关系，不过差别不太明显。不同类别农户的差别则更大一些。其中半自耕农情况稍好，亏折户占87.8%，佃农最为严重，亏折户达93.7%，藤县佃农仅有1户盈余，果德佃农、半自耕农则全部亏折。不过由于某种原因，自耕农的亏折农户比重更高于半自耕农。^[7]

表1 1933年广西鬰林等三县各类农户家庭收支盈亏户数统计

广西农户不仅普遍亏折，而且亏折数额不小。上述被抽取的780家农户，平均每户年收入293.9元，支出325.8元，亏折30.9元，相当收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