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开始不久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之后的今天，无论是这场革命的实际参与者、观察者，还是日后的研究者，无论在中国内部，还是在中国之外，对于“中共何以取胜”——在中国革命的特殊语境下，这个问题可以转换成“农民何以支持并参加中共革命”——原因的探讨一直没有停止过。学者对此问题的解读，大致有四种答案：第一，因为土地改革解决了土地分配不均、农民生活贫困问题；第二，因为中共实行了（土地改革之外的）各项社会经济改革，满足了农民的物质利益；第三，因为中共高举民族主义旗帜，赢得了农民支持；第四，因为中共成功地运用了社会动员和社会组织的工具和技术。^[1]这些解读，各有其充分证据，也各遇到有力挑战，表明这不是个单选题。近年来，更多学者重视多重动机的综合作用和不同区域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使这一问题的研究别开生面。笔者认为，既往研究存在两个方面的不足。第一，基本上从实际“利益”或者“利害”层面分析农民的动机，重视的是“物质”的一面，较少关注民众精神层面的需求。^[2]第二，基本上把农民作为一个被动的因素，把他们或看作土地改革等社会政治经济措施的受益者，或视为中共动员组织的对象，他们本身的主动性被严重忽视。之所以如此，除了生存压力、民族矛盾等因素在中国近代占有压倒性优势之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精神需求的满足程度作为主观感受，需借助感受者本身的发言来获得，而社会基层的声音本来难被记录，零星的片段又往往被淹没、被消解在后来的各种历史叙述和解释之中，难以聚合成稍为完整的图像。因此，出自众多业余作者之手的“冀中一日”征文，为分析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民众日常生活和心理活动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

“冀中一日”的传奇

冀中抗日根据地位于华北平原中心地带，平汉、北宁、津浦、石德四条铁路线之间，周围有北京、天津、保定、石家庄等重要城市，地势平坦，物产丰富，人烟稠密，交通便利，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到抗日战争中期，中共领导下的冀中抗日根据地虽遍于40多县，但区内所有县城均被日军占领，敌后根据地实际上只是在日军点线封锁网之间的零星村庄，其中面积最大的一块根据地——深县、武强、饶阳、安平相连接的边缘地区，周围不满百里。^[3]日本侵略者对此地实行残酷扫荡，肆意杀戮，根据地民众殊死抵抗。此处的抗日战争不但可歌可泣，而且体现了巨大的创造力，甚至地貌亦因此改变：为阻止敌人的机械化进攻，冀中纵横万余里的庄稼道被挖成深五六尺、宽可走骡马大车的交通沟，“变平原为山地”；拆毁城墙，方便抗日人员出入，并使敌人难以据险；挖掘了总长度大约2万公里的地道，等等。^[4]“战争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甚至连动物都为战争做出了牺牲，或者适应了战争环境：为抗日人员夜间活动安全，与农民感情深厚的看家狗被消灭；而是否适应战争环境，成为判断牲口价值的重要指标。农民买牲口时，先要试试是否会跳交通沟，如果不会，价钱就得另议，因为不会跳沟就意味着在大扫荡中容易被敌人抢走；喂小羊的儿童平时就训练羊群爬沟跳沟；近敌区的牲口更形成一种习惯，听到村里警报的暗号就拼命闹槽，等到主人牵引出棚，才安安稳稳站在大门口，背上一放上逃难用的东西，便立即跟着主人顺着逃难的大溜迅速转移，不叫也不闹。^[5]

这样的战争环境，成为文学创作的丰沛源泉。冀中产生了大量具有全国影响的作家和作品，如邢野的《平原游击队》、李克的《地道战》、袁静和孔阙夫妇的《新儿女英雄传》、冯志的《敌后武工队》、刘流的《烈火金刚》、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孙犁的《白洋淀纪事》、徐光耀的《小兵张嘎》等。在这些伟大作家和作品的背后，是更广泛的群众性文学创作。其中由冀中根据地党政军领导机构发起组织的群众性写作运动，就有1941年的“冀中一日”、1943年的“伟大的一年间”、1944年的“伟大的两年间”、1945年的“抗战八年”，其中“冀中一日”不但是最早的群众性写作运动，也是以上这些写作运动中唯一出版了选集的一次。

“冀中一日”从组织、审稿、编辑、油印到正式出版，前后经过20多年，其间经历，颇为传奇。^[6]

以“一日”为剖面反映时代面貌，始于高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