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人民公社解体后，在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全新背景下，探索农民合作组织的行动重新开始了。在集体经济大多瓦解、供销社和信用社难以为农民提供服务的情况下，农民陆续发展自己的组织。随着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我国农民合作组织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从历史上看，这是我国农民合作组织的第三波。第一波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共两党或合作或分别组织农村合作社，在民间则由知识分子主导了乡村建设运动。第二波在50年代，中国土地改革之后实现合作化，深刻地改变了农民、农村的传统面貌，在农民生产合作、农村供销合作及信用合作等方面颇有建树。然而这一努力在人民公社运动中偏离了方向：农民失去家庭生产经营自主权，供销社、信用社也脱离了农民，留下深刻的教训。

以往的探索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其中最重要的经验是：农民组织化不宜限于专业合作，而应从生产合作、供销合作、金融合作、社区合作等多个角度，探索综合解决方案。第三波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理应继承这一遗产。

关于综合性农民合作组织，日本、韩国农协及我国台湾农会有着较为成功的经验，可供我们借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们一方面进行土地改革，形成自耕小农户；另一方面建立庞大的农民组织，提供全面的服务，以化解小农户与现代化的矛盾。在高度工业化、城市化的今天，依靠合作组织的服务，小农户不仅没有消亡，反而实现了较高的土地生产率，农产品质量优异，收入水平近于城市，走出一条与西方完全不同的道路。^[1]

一 小农户的长期存在是我国基本国情之一

（一）农村发展与农户发展方向的迅速分化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中国的农业、农民与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使得农户状况进一步分化。

这种分化发生在当前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新变化的背景下。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被要求交出土地，换取“上楼”或者进城“农转非”的身份改变的待遇。而小农户这种小资产所有者的天性就是要保有完全属于自己的一小块财产。起码“50后”的这代农民中，大部分人并不想追求城市居民和职业工人的身份，进城打工想得最多的是赚钱回家开小店当小老板。加上土地的潜在价值在升值，他们原先的保护土地使用权的自发动力变成了自觉动力。于是，不改变土地使用权、租赁期不长、由邻居即村庄自己人承租的土地有限流转的做法开始流行。但是，开发商、大资本需要的是大块土地使用权的长期流转，以获得大规模、集约化的经营价值。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农村农户的经营状况出现了如下发展态势。

首先是局部地区的分化。一些村庄已经完全或正在融入城市，或自身变成新城镇；一些经济条件有利的农村（如在东北土地资源较多的地方）已经开展公司化农业经营，或发展出规模大的专业化农场；资源禀赋特殊的农村（如在中西部有矿产资源、风景资源的地方）因资源有较大的开发价值而通过资源资本化获得发展机遇。一些地方农村展现出“规模化、专业化、集约化的现代化农业”的图景。但是，这些在特有的城乡关系和产业、资本条件下发展出来的模式，还不足以成为其他更多地区的样板。

其次是农业经营主体的分化。随着农村经济市场化、商品化和专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涌现出一批从事农产品生产和营销的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和农业企业，但也仍然存在大量无力摆脱困难的农户和处于中间状态的农户。在政策影响、市场交易和其他条件下，分化仍在继续，但总体上以小农户为主的格局并没有改变。中国农村的困难从来不是因为缺乏某些有亮点的“典型”或“奇迹”，而是这些局部效益与成功不能最终转变成多数人的效益与全局的成功。那些由于不具备吸引工商资本的魅力而在产业、就业转型上迟滞的农村的存在，那些想种地但是势单力薄的农户的存在，不应被简单视为“仅仅是一个暂时存在的过渡现象”，他们是必须面对的国情。

（二）适度规模的小农户

当前中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形式是以“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几亩”为基础的小农经营。据调查，我国承包经营农户平均经营面积只有七亩半。东北地区户均耕地较多，约两垧多，也只有30多亩。经营规模过小，难以维持农民生计，需要适度扩大。

我国人口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