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先导，它在农村社会实现了农村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为建立人民公社体制准备了各种条件。而1951年山西试办合作社则是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先声。试办引发了党内的争论，争论在当时帮助确立了合作化运动走向社会主义的方向，为最终确定农村集体经济制度提供了重要推动。更为重要的是，这场争论的发生机制、展开过程和最终解决方式，充分展现了新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在初步形成时期的内部张力，展现了这一体制解决国家重大问题的潜力。

随着历史文献的披露和对当事人回忆的不断挖掘，围绕试点的争论的全貌终于基本呈现在人们眼前。本文在薄一波、王谦、陶鲁笳、李贵仁、马社香等人提供的有关历史过程的记述的基础上^[1]，阐发党的领导与合作化进程的关系。今天我们谋划农村合作事业的进一步展开，也必须看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这个根本制度，思考怎样借这个制度的特有优势，推动更加健康和有效的发展局面的形成。

一 山西省委试办合作社的动因

解释这段历史，首先碰到的就是山西省委为什么要试办合作社。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试办虽然是由山西省委动议和操作的，但在试办过程中也向中共中央华北局有过报告。山西省委和华北局之间密切的工作关系也是这场争论得以密集发生的一个制度条件。

1951年3月，在中共长治地委召开主题为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长治专区互助组代表会议”时，中共中央华北局政策研究室的四名同志，以春耕工作调查组的名义，未接受邀请就来听会。其间，他们就是否要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与地委书记王谦和与会代表发生争论。华北局同志在争论中质疑召开这个会议是否经过华北局同意。王谦回答说：这是试办，已经经过山西省委的同意。在一个月前，山西省委就全省第二次党代会向华北局的报告中也汇报了试办的想法。也就是说，试办的同时他们已经向党的上级机构作了报告。

虽然经过了正常的组织程序，但毕竟想法是山西省委自己产生的，并已经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王谦和陶鲁笳在后来的回忆中，都确认是当时的山西省省委书记赖若愚提议和主导了试办合作社，目的是将老解放区土改后的“互助组在组织形式上提高一步”。

时任山西省省委书记的赖若愚在当时全国的省委书记中工作水平很高，之后也得到毛主席的器重。他对于老区怎样进一步发展互助组的问题很重视。1949年9月5日^[2]，在王谦赴晋东南就任长治地委书记前，作为省委第一副书记实际主持山西工作的赖若愚对王谦说：“省委成立后，两年左右主要工作是在同蒲线400万人口地区的土改工作上，没有更多精力考虑老解放区问题。老区土改已经过去两年，老区农村要走什么道路，这次你去后要重点探索。”

在抗日战争时期，王谦就曾经在晋冀豫区的榆社县率先搞起互助组。那是通过动员农民“以工换工，或以畜工换人工，人工换畜工”，按照“自愿结合，等价交换，及时结算”的原则开展互助合作，以解决春耕下种中劳力、畜力不足的问题。农民群众参与非常积极，由于成效显著还得到了区委的表彰。解放战争时期，配合土改，也配合农民支前参军，很多地区又搞互助组，同样是解决劳力和畜力不足的问题。而到了1950年，生产有了一定发展，劳力和畜力不足的问题相当程度上得到解决。中农成为农民的大多数。多数中农看着富农，而富农则畏惧土改政策，怕冒富。互助组内一遇到什么问题，农民就会闹着解散互助组。与此同时，党支部也出现涣散的局面，党支部对于互助工作的领导也处于放任状态。

长治地委总结的原因是：农民单干发家致富的愿望要远远超过合伙干的愿望，这使农村出现两极分化的危险。而此时党对互助社的发展没有及时提出带有方向性的口号，引导互助组的下一步发展。王谦认为，只有为互助组提出更多要完成的任务，并且结合提高技术，才能提高互助组水平，从根本上扭转涣散的趋势。他多次以书面和口头的形式将这一想法向山西省委汇报，得到了赖若愚和省委一班人的肯定。

从赖若愚在主政山西最初两年的行动和有关论述来看，赖若愚和当时的党中央一样，也是从国家工业化的全局来看待农业生产问题和互助组的发展的。作为地方大员，对于粮食产量对于新生的地方政权的重要性，对于党如何才能确保在农村得到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