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会是台湾农村基层社会最重要的组织，也是推动台湾农村、农民和农业走向现代化的枢纽型组织。目前，台湾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20世纪50年代的60%以上下降到现在的13%，农村人口从高峰时的700多万下降到现在的300万左右，下降了一半多。农业劳动生产率（产值/就业）从1984年的13.6万新台币/人提高到2008年的34万新台币/人，增加了1.5倍，年均增长率达3.9%，其中，农会功莫大焉。2010年台湾农会共有团体会员287个，其中省农会21个，乡镇农会266个；个人会员182万人，占农户数的99%。^[1]台湾农会有自己的“中央”农业银行。每个乡镇农会有自己的办公大厦、信用部、运销公司、超市、培训中心等巨额资产，是个名副其实的巨型农民社会企业集团。2007年，台湾农会的净盈余总额已达到483719万元新台币，总资产790.65亿元新台币^[2]。

本文通过对台湾农会的历史作用、现实经验的分析，提出借鉴台湾经验，发展大陆综合农协的方向性思路。

一 台湾农会的历史作用

台湾农会和大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农会以及当今大陆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不同，既不是政治团体，也不是单一产品、单一经济功能、少量农民参与的经济合作社，而是农业者的公会。它以专业农民为主要会员，兼具农政（农业行政）、农事（农业事业运营）、农推（农民教育推广）三大功能，下设农业推广、农业信用、农业运销机构，为农业谋改良，为农民谋福利，为农村谋繁荣。

在农政方面，农会指导农民生产技术，促进农业发展；接受政府委托，做粮食代理、划分土地、代发老农津贴；在农事方面，从事合作金融、合作保险、共同运销、共同加工等经济业务；在农推方面，既承担农业技术推广教育，又承担妇女和农村青少年教育，还在农民养老、健康、文化等社会事业方面承担责任。

台湾农会在台湾迈向现代化社会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创造了政府与社会合作背景下的小农户可持续经营的现代化模式，其历史作用和基本经验值得深入探究。

1.促进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社会基础工程的锻造者

台湾在20世纪50年代，是典型的小农社会，人地比例很低，在世界上属于以传统农业谋生的落后地区，自1949年以来台湾经历了若干经济和政治危机，例如1949年人口激增^[3]、农业凋敝、财政赤字、物价飞涨；1971年退出联合国，外援断绝，遇到政治和经济双重危机；1973～1979年遭遇国际石油危机……不过，自80年代以后，台湾一举跨入世界先进地区行列，1994年，人均年所得达到11604美元，农业、工业与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3.6%、37.3%、59.1%^[4]。

20世纪50年代，台湾农业是当时的主要经济支柱。1952年台湾农业产值占GDP的36%，就业占56%，农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95%；到2010年这三者分别下降到1.6%、4.7%和1.4%左右。同期农村就业人口从164万人下降到52万人，减少了2/3以上。台湾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强、技术世界领先，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从20世纪50年代的不足30%提高到70年代的70%，有的年份甚至超过90%，80年代农业机械化程度就达95%以上，完成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2010年台湾农业增加值占GDP的1.6%，与发达国家一致，远低于大陆的10.2%；人均农业增加值1.33万美元，是大陆的10倍。^[5]

台湾之所以能够克服多次危机，以高生产力产业取代低生产力产业，生产力持续增强，技术水准不断提高和产业结构不断改善，其根源在于在20世纪50～60年代打下了经济与社会成长的良好基础。其中，台湾农会的建设是推动台湾社会快速成长的重要社会基础工程。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D.Perkins在分析台湾成功的模式时这样讲道，台湾并非由于其领导者发现了一个成功的发展模式，坚守不移，而是因为发现了好几个发展模式，于需要时加以变换。

台湾农会就是其中一个具有自我创造力的发展模式。它通过制度、模式、方式方法的设计和实施，创造出了台湾农业生产和农业组织的新内容、新形式和新联盟。

根据黄宗智发现的小农户“内卷型商品化（或市场化）”^[6]规律，由于小农户家庭农场的特殊组织性，在农村人口过剩，农业仍然过密，大量务农劳动力只能处于隐性失业的状态下，农业收入总会十分低下，农业与非农业的差别会不断拉大。如何突破这个怪圈，建构在人少地多基础上的西方农业资本主义理论无法给予我们任何有益的启发，而我国台湾农会和日本、韩国农协却通过小农户与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