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介绍

1.“巴比”中国行引发社会对富人慈善的关注（2010）

2010年6月，巴菲特和盖茨夫妇发出呼吁，鼓励美国最富有的人群将个人净资产的一半捐助慈善事业。巴菲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打算在2010年9月底在中国举办一次慈善晚宴，邀请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前50位富豪赴宴，讨论财富与慈善问题。这一举动引发了中国舆论长达一个月的关注，在“劝捐”和“裸捐”的讨论中，中国富豪和普通人对财富和慈善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入选理由

富人慈善集赞美与争议于一身。“巴比”中国行，不仅挑战中国富人的传统财富伦理，更是公众重建“财富观”的契机。

一 引言

2010年6月，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夫妇在美国掀起“史上最强大的慈善筹款行动”，鼓励美国最富有的人群将个人净资产的一半捐赠给慈善事业。8月下旬，当这场兴起于大洋彼岸的“劝捐”活动打算邀请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上最富有的50人参加一场慈善晚宴时，媒体和大众最先沸腾起来。

为什么选择中国？盖茨给出的解释是中国的亿万富豪数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而巴菲特则给出了更有意义的原因：财富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比较新的事物。^[1]但是，这样的解释来得稍微有些迟，因为一个月之前，中国媒体已经做了猜测：巴比打算对中国富豪进行“劝捐”。这样的猜测掀起了长达一个月的讨论，而陈光标的“裸捐”宣言，让这场舆论狂欢更加热闹。

在此之前，中国富豪慈善呈现两个极端，一种是非常低调的成立基金会；另一种则是以陈光标为代表的高调行善。除此之外，一些企业将慈善作为一种公关策略。但这些方式，除了陈光标的高调行善引发一些“炫富”“慈善秀”的讨论外，都没有涉及财富和慈善的关系问题。

捐赠对于中国人来说，更多的是一种行政性要求。比如当某件事需要发起捐赠时，学校会要求学生，企业会要求职员捐赠一定数额的现金，甚至很多时候会规定最低捐款额。因此，慈善对于中国人来说，最初并非是自愿的，而是一种行政决定，这样的运作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将慈善归于国家意志，而非是一种个人选择，限制了人们对慈善的认识。因此，对于中国人来说，慈善和财富，都是比较新的事物和概念。

2008年汶川地震，激起了中国民间第一次慈善热情。虽然这其中也有行政索捐，但民间的自愿捐款却成为当时最显著的一个特征。2010年巴比慈善中国行将财富带进慈善领域，再一次引发中国人对于慈善的讨论。中国的民间财富是在改革开放30余年后积累起来的，也是公民个体在中国三大改造完成后，第一次合法拥有私人财产。但是，当现代的私有财产自由遇上中国“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道德期待时，各种冲突和矛盾便涌现出来。巴比慈善晚宴持续发酵长达一个月的舆论，反映的就是这一点。

巴比慈善晚宴所呈现的私有财产自由和公众道德期待之间的冲突，反映的只是资本和舆论之间的关系。但对中国慈善来讲，公权力是一个关键因素。慈善的发展不仅仅是是否捐赠或者捐赠多少的问题，还要取决于捐赠管理。在中国，国家决定捐赠制度，甚至很多捐赠只能流向公办的慈善机构，这便等于将大部分的个人财产交予国家管理，而捐赠人却没有太多的话语权。

另一方面，富人慈善涉及其财富的使用，但是中国经济制度的公有制基础，让私有财产合法与自由显得难能可贵，因为这些财富很有可能会跟一系列“公有制”法规产生冲突，而被视为非法。改革开放后，私人财富的成长依靠的是国内政策和国际市场，政策的调整对于大企业主的私人财富影响很大，因此公权力与资本的关系一直存在着潜在的风险。自1999年胡润与福布斯杂志合作，发布中国富豪排行榜不久，2002～2003年就有多位上榜富豪因财富积累过程不透明或违法受到法律惩罚，中国第一代富豪的原始资本积累的“原罪”问题，让公权力可以随时采取行动。即便到现在，被法律惩罚的富豪并没有消失，其中2012年和2013年两位富豪因民间借贷而被判“非法集资罪”的两起案件（浙江吴英案和湖南曾成杰案），均暴露出公权力与资本不仅会有合谋，也会有矛盾，甚至出现在合谋中出现矛盾的复杂现象。这也导致了公众对于富豪的两种矛盾态度：在巴比慈善中，媒体和公众倾向于道德期待，认为富豪应该捐赠，有干涉财产自由之嫌。但在吴英案和曾成杰案中，媒体和公众却倾向认为公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