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大陆高校社会工作教育的迅猛发展、上海等地社会工作实务机构的正式成立，“小组工作”这一社会工作方法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运用，相关的教材、论文、案例集也日益增多。截至2008年初，已出版教材10余种，以“小组工作”为名的文章仅在2007年就有16篇，上海青少年社会工作实务机构也出版了小组工作的案例汇编，以记录基层社会工作者的小组工作实践经验。这些教材、文章、案例集显示，小组不仅在大学校园用于完成发展性任务，如新生适应（冯博雅，2007）、学生党建（魏爽，2006）等工作中，也运用于老人院（尚振坤，2007）、儿童福利院等福利机构（董清，2005），以提升机构服务品质，还用于医院的病人健康教育（康文萍、张一奇，2004）；社区中的小组更是涉及各类群体，有单亲母亲、社区青少年、吸毒者（曹霞，2007），同性恋者（柴定红、肖燃，2007），城市中外来务工者子女，各类志愿者，等等。相关文章与研究报告都表明小组工作方法效果明显，并受到组员与机构的欢迎。

虽然小组工作的教学与实践得到快速发展，但理论探讨和规范性研究还比较薄弱。有关小组工作的出版物大多为教材，主要是在2006年前出版的，且多借鉴港台地区的经验。虽然近两年有关小组工作的文章增多，不过绝大多数不是刊登在核心期刊上，其理论深度和经验研究的规范性都有待提高。这表明，大陆本土的小组工作还处在起步阶段，以学习和借鉴海外经验为主，还难以形成有本土特色的理论与模式。但是，对此阶段的实践进行总结将有助于澄清本土小组工作的特点，为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奠定基础。

鉴于上海在2003年就已经率先建立社会工作专业社团，5年来积累了社会工作方法实践的一些经验，本文将在上述教材和文章的基础上，较多地结合上海的小组实务来讨论当前小组工作的状况，总结其特点，探讨其模式，为社会工作的本土化进程贡献绵薄之力。

一 小组工作：社会工作专业的“标志”

小组工作，也称团体社会工作。在传统分类中，小组工作与个案工作、社区工作并称为社会工作的三大方法。虽然海外社会工作教育界现在已很少对方法做如此分类，但是，不论是在直接服务与间接服务的划分中，还是在微观社会工作与宏观社会工作的分类中，小组工作都有其独立地位。它能将单个服务对象与其他服务对象连接起来的基本特质，无论对临床取向还是变革社会制度取向的实务社会工作者，都有重要意义。对那些谋求连接个体与社会的实务社会工作者（如女性主义社会工作者）而言，小组工作更是最佳的实践方法。

（一）当前小组工作的内涵

在有关小组工作的海内外专著中，对何谓小组工作并无统一说法。这种情况既与不同作者对小组工作的理解差异有关，也与小组工作在各地区的发展状况有关。在美国，1959年，美国社会工作教育委员会发表的墨菲的观点是：小组工作是社会工作的方法之一，它透过有目的的小组经验来增进人们的社会功能（刘梦，2003：3）。这个界定就相当宽泛。特斯兰德和瑞沃斯在1998年合著的教材——《团体工作实务》中则对小组工作做了更明确的限定，他们认为小组工作是在社会服务输送系统内的小型治疗性和任务性小组中，运用目标导向的活动来满足社会情绪的需求与任务的完成；其中，目标导向的活动既针对个别成员也针对整个小组（Tosland & Rivas，2000：25）。这个定义不仅将小组工作限定在社会服务系统内，而且还包括任务性小组。即使如此，界定者仍认为这是一个广义的界定。可见，小组工作在美国近40年的发展中已越来越精细化与专门化。

在大陆，小组工作的实践刚刚起步，在社会工作教育界中较多地运用海外的定义。在上海的社会工作实务机构中，比较一致的理解是：由实务社会工作者或实习学生发起、由较少人数（通常5～20人）构成的群体、连续有主题聚会两次以上，即为小组工作。近来，在有的实务机构，聚会次数已被提到6次。至于社会工作任务性小组，还远未出现。这种萌芽状态的实践显示，本土对小组工作方法的认识主要是其连续性的小团体聚会。

（二）小组工作在社会工作实务中的地位

值得关注的是，小组工作方法正在成为社会工作本土化过程中的“标志性”方法。社会工作作为舶来品，在从高校走向实务领域的过程中，面临着证明自身价值的考验。在嵌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