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专业，社会工作在历史上经历了从志愿性工作到职业性工作，再到专业性工作的发展历程。在这一发展过程当中，社会工作先后形成了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社会工作行政和社会工作研究等直接与间接的专业工作方法。作为一种间接的社会工作方法，社会工作研究在整个社会工作的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择其要者，阐述社会工作研究近年来在国外的热点议题及发展趋势。

一 增权取向的社会工作研究

社会工作在历史上有不同的工作传统：一个是施恩者传统，在该传统中，工作者把案主看成受害者，是不幸人群的组成部分；他们相对于案主具有一种优越感，并因而视案主为不充分和无能力的。另一个是解放者传统，在该传统中，工作者虽然也把案主看作其生活环境的受害者，但是并不认为案主在人格上会被压迫所吓倒；相反，他们认为受压迫群体的成员是健全的，需要改变的是压迫性的环境。但无论是施恩者传统还是解放者传统，都是父权主义的，也即没有征得人们的同意就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行事。所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与父权主义不相容的增权取向的社会工作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学者们辨析了权力、无权和增权等基本概念，分析了社会工作中增权取向的实践基础和政治、思想基础，并提出了增权取向的社会工作模型。

1.权力、无权和增权

对于权力，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古铁雷斯、迪洛伊斯和格伦梅伊（Gutiérrez，Delois，& Glenmaye，1995）在探讨增权理论的权力观时指出，增权理论认为权力有不同的来源，而且是无穷的，并且认为以往定义权力的方式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获得所需要东西的能力；影响其他人思考、感受、行动或信念的能力；影响资源在诸如家庭、组织、社区或社会等社会系统中分配的能力。古铁雷斯和刘易斯（Gutiérrez & Lewis，1999）进一步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对权力进行了诠释，认为一方面权力赋予人们影响其生活过程的能力、与其他人共同控制公共生活的能力，以及加入公共决策机制的能力；另一方面，权力也可以被用来阻止被打上耻辱烙印群体的机会、把其他人及他们的关注排斥出决策，以及控制其他人。海勒雅玛和塞廷戈克（Hirayama & Cetingok，1986）发现，在社会工作文献中，权力通常等同于个人的适应能力或才能。适应是指人类实现和环境的良好匹配，以便可以生存、发展和实现再生产的持续、积极的努力。此外，一个人的权力感是和作为人的积极的自我概念、自尊、尊严感、福祉感等密切相关的。另外，权力似乎以一种循环的方式发挥功能：当一个人对其他人和环境施加影响时，作为回报他会获得一种从认可、身份和地位的角度来看待的“重要感”，反过来，这种感觉会促进其积极的自我形象、身份和权力。从上述学者的讨论来看，所谓权力不外乎就是指人们所拥有的能力。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能力不仅表现为一种客观的存在，而且表现为人们的一种主观感受，亦即权力感。正是这种权力感可以促进人们的自我概念、自尊、尊严感、福祉感及重要感。

无权是和权力相对的。如果说权力意味着上述学者所说的诸种能力的话，那么无权就是缺乏这些能力。平德休斯（Pinderhughes，1983）在把权力说成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对影响自己生活空间的力量施加影响的能力的同时，认为无权就是没有施加这种影响的能力。此外，也有一些学者从资源的角度出发，认为缺乏资源就是无权。海勒雅玛和塞廷戈克（Hirayama & Cetingok，1986）认为，倘若没有充分的个人资源，一个人就不可能对环境施加影响。塞拉诺-加西亚（Serrano-García，1984）也指出，经济和社会上的弱势者缺乏资源，因而他们缺乏权力。这些学者在这里所讲的资源，不仅包括有形的资源，如金钱、住所和衣服，而且包括无形的资源，如积极的自我概念、认知技巧、健康、身体能力、支持性社会网络（Hirayama & Cetingok，1986）。无权不仅是缺乏能力或资源的一种状态，而且是一个内化过程。帕森斯、乔根森和赫南德斯（Parsons，Jorgensen，& Hernández，1994）指出，当个人对侵害他们的社会系统感到无权时，他们会把这种感觉内化并逐渐认为自己是无助的。对于这个内化过程，学者们用不同的概念加以描述，如异化（Seeman，1985）、学习来的无助（Seligman，1972）、过多的无权（Lerner，1986）等。勒纳（Lerner，1986）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