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改革开放政策，启动了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宏观上，经济体制改革迫切需要探索与之相适应的金融制度；微观上，企业的发展，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发展，也面临着开辟新的筹资渠道和转换经营机制的难题。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证券期货市场开始萌芽，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地区到全国乃至融入国际市场，逐步发展壮大的过程，并成为推动经济发展和改进资源配置方式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证券期货市场的实践催生了各项相关法律制度的建设。法治建设，尤其是证券与期货业的制度建设，从最初的摸着石头过河到一步步地全方位跟进，影响着证券期货市场的发展路径，夯实了证券期货市场和谐发展的制度基础，提升了证券期货市场发展的质量和水平。

回顾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证券期货市场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萌芽、起步、巩固调整和加速发展四个阶段，证券与期货业法治化进程也随之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立法上，先后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法律规则体系不断完善；监管上，实现了统一监管和行业自律的有机结合；司法上，较好地落实了对犯罪主体的责任追究和对受害人的救济。从事前预防到事中制约、再到事后制裁，基本法治框架也已经成型，有力地推动了证券和期货市场的良性发展。

一 萌芽时期的证券业法治建设（1978～1992）

这一阶段是证券市场的萌芽时期，期货市场只是处于酝酿时期，尚未形成。从1981年起，国债、金融债券和企业债券陆续发行；与此同时，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股份制和股票也重新出现，一些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企业，在当地金融主管部门的支持下，开始尝试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到了1992年底，证券市场在结构、规模、法制、管理体制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发展。

（一）萌芽时期的证券市场法制建设

1.债券市场

1978～1992年，我国发行的债券包括国债、企业债券、金融债券、国际债券等4大类14个品种，其中又以国债、企业债券为主。1981年1月28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库券条例》，这是新中国证券市场的第一个行政法规。1987年3月27日和28日，国务院分别发布了《企业债券管理暂行条例》和《关于加强股票债券管理的通知》，首次把股票和债券的发行纳入到统一监管中来，同时对股票、债券的发行管理作了区分。

1981～1992年，国务院每年都会出台一部新的国库券条例，指导当年国库券的发行。但是，每年的国库券条例仅仅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别，在篇幅和内容上区别不大。按照规定，国库券在早期只能由国务院根据国民经济发展和综合平衡的需要，统一安排使用，不能当做货币流通，不得自由买卖。《一九八五年国库券条例》才允许国库券在银行抵押、贴现，国库券开始具有流动性。为具体落实该条例对国库券在银行贴现的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于1985年6月27日颁布了《中国人民银行一九八五年国库券贴现办法》，对办理机构、贴现对象、贴现率、贴现期等具体问题作出了详细规定。1986年下半年开始，随着股票、企业债券、金融债券开始通过一些城市的交易柜台进行流通试点，国务院也逐渐放开了对国库券转让的限制，《一九八八年国库券条例》明确规定国库券可以转让。1988年2月，国务院批准国库券在全国的7个城市进行转让试点，并逐步扩大到全国范围内的54个大中城市；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国债进入场内市场进行交易，流通转让全面放开。

企业债券发行最早始于1984年，主要是地方企业自发地向社会和内部职工集资，最初在发行程序、票面形式、还本付息规定等方面极不规范。1987年《企业债券管理暂行条例》出台后，地方企业债券的发行开始纳入规范化轨道。按照该规定，企业债券的发行主体限定于具有法人资格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由中国人民银行对企业发行债券实行集中管理、分级审批，发行规模由中国人民银行、国家计委、财政部等部门审定并分解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省辖市，发债计划纳入国家资金计划管理执行；此外，该规定还对企业债券的票面内容、转让形式、票面利率、利息税收等问题作出了原则规定。为进一步落实该条例的相关条款，一些配套措施陆续出台，如国家计委、中国人民银行于1990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