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同仁：

今天，我们聚会一堂，共同庆祝中国法学会银行法研究会的诞生，暨回顾改革开放30周年银行业法治建设的光辉历程。这是我国银行业发展中的一件盛事，也是我国法学研究领域的一项可喜成就！作为银行业笃行多年的法治建设者，我为此感到由衷的高兴，并愿借此机会，与各位谈些银行业法治工作的体会和看法，并就教于大家。

回首我国银行业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对应着法治建设30年的风雨历程。1978年开始，我国银行业步入日益活跃的规则创制时期。1986年颁布《银行管理暂行条例》，奠定了银行业法制基石。1995年颁布《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确立了银行业法制框架。2003年成立中国银监会，通过《银行业监管法》，同时修改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并随即清理了5000多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银行业朝着规则体系化方向前进。经过30年艰苦努力，我国银行业现有22部法律；17部行政法规；24件部门规章；500多件规范性文件；70多件司法解释；20多件监管国际协定等，基本上形成了比较全面规范的银行业法律体系。

30年的法治建设，分明反映出监管者对依法监管和监管法治的不懈追求。为促进银行业发展，我们坚持宽严结合的立法原则，力图实现放松监管基础上的有效监管。为推进银行业依法行政，我们制定行政许可、处罚、复议规则，试图规范几类相对重要的监管权力。同时，我们立足监管实践，进行制度创新。建立新型法律工作机制，规范银监会系统的规则行为，提升监管规则的生成质量。改进立法制度机制，加强监管规则的操作性、实践性与执行力。开展法规清理，组织法规汇编，促进监管规则的科学性、规范性与统一性。改进执法机制，实行质量管理，有效改善了银行业监管的执法方法、执法水平和执法效果。

30年的法治成就，有力推动了我国银行业的稳健发展。在法治框架之下，我国基本确立了市场化、国际化的商业银行体制，逐步建立了多元化、明晰化的银行业产权制度，健全了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推进了流程银行建设，改进了内部控制机制，提高了全面风险管理能力，提升了金融服务功能和水平。我们可以说，当前的中国银行业，已经成功实现了由大一统银行体制向现代银行体系的历史性转变！我们可以说，30年的法治建设，为银行业健康发展，为银行业监管有效运行，提供了极为牢靠的制度保障！我们也可以说，30年的法治成就，催生于改革开放，服务于改革开放，最终属于并保卫了我国银行业改革开放的宝贵成果！

30年的法治进程，也为建设者提供了可资改进的重要经验。我们有理由归纳说，建设银行业法治，必须立足于银行业发展，根植于银行业实践，反映银行业及其监管的现实需求；建设银行业法治，必须适应政府宏观环境，把握政府监管、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监管的精神、理念与原则；建设银行业法治，必须审时度势，锐意创新，发现银行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解决或部分解决这些问题。同时，我们应该明白一个道理——“构大厦者先择匠而后选材”，应该充分发挥法制建设专门力量的作用，不但要依赖银行业系统内的政策法规队伍，还要将目光投向系统外的专家学者群体，加强内外互动，实现力量融合——这也是银行法学会顺势而生的题中之意！

检视30年法治实践，我们虽为成就而欣慰，但也为未来的艰辛而警醒，并对此有着充分的估计。我们无须讳言，银行业法治进程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应对、研究、解决或改进。首要的问题是，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法律空白，致使某些领域无法可依。例如，存款人与消费者权益保护、银行业竞争规范、金融中介组织监管等。其次的问题是，部分规则条款操作性不强，影响监管规则有效执行。例如，银行业监管法中的审慎经营规则、监管措施规则、相关调查规则等，法条弹性过大，操作性不强。再次是对金融创新带来的监管规避，未能予以有效法律应对。例如，商业银行增设一些新岗位，现有的高管规则不能将其覆盖；一些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开展新业务，现有的许可规则难以将其规约；部分金融机构采取一些新的担保方式，目前未被相关法律所确认等。第四是政府部门的部分职能与权责不清，亟待国家立法层面界定清楚。例如，对银行业不正当竞争的监管职能，工商部门与银监部门即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