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时间:2009年03月 |
为充分了解和掌握目前中国金融法治环境及其效果,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专门成立中国金融法治环境调研课题组赴哈尔滨、齐齐哈尔、大庆和唐山市进行实地调研。针对调研过程中发现的具体问题,提出了具有针对性和建设性的政策建议。
In order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present China’s financial law and regulation environment and its effects,the research group of IFB went to Harbin,Qiqihar,Daqing,and Tangshan City to do field survey.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problems found in the survey,several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re put forward.
国内外的大量研究表明,法治环境对于金融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甚至是决定性影响;中国学术界关于金融生态环境的研究也表明,金融法治环境在金融生态环境中居于首要地位,对于地区金融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法治环境的改进和完善是推动金融改革和金融发展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中国正在进行法治国家建设,对于金融发展而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宪法表述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金融市场参与者的交易行为、金融监管者的监管行为都应当处于法律的规范之下;二是国家或政府促进金融发展目标的实现要通过法律来实现。这表明,金融法治环境不仅是金融发展的外部环境因素,而且是金融运行的内在规范因素。
中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各地实行统一的法律制度,应当具有统一的法治环境。但是,由于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习俗乃至地理环境存在很大差别,使得本应完全统一的法治环境在客观上不得不具有相当的地方特色。同时,更由于地方政府在金融与地方经济发展关系问题上,过于注重地方利益而进行选择性执法,使得法治环境的地方特色表现更为明显。如前所述,我国正在进行的金融改革同金融法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金融改革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金融法治化以及金融法治合理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就要求我们必须对金融运行所需要的法治环境以及金融运行法治化的效果有充分的了解和掌握。
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专门组成中国金融法治环境调研课题组奔赴东北老工业基地黑龙江省部分城市(哈尔滨、齐齐哈尔和大庆市)以及中部新兴工业城唐山市进行实地调研,从典型城市找出了金融法治环境的现状,并提炼出中国金融法治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课题组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和实地座谈的方式,对以上地区的金融法规政策立法和执行情况、企业诚信文化建设情况、社会保障和社会中介发展情况以及地方金融债权保护和执法等情况进行了调研。
一 金融法治环境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的金融执法效率低,法治没有真正落实
首先的表现是执行时间长,程序复杂。违约时债权的执行时间过长,往往造成担保物价值降低,对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都不利。其次是执行费用高。金融机构通过法律诉讼伸张债权,除了立案、诉讼保全、执行等环节需要先垫付费用外,在案件审判或执行阶段,往往还需支付鉴定、评估、执行物过户等费用,收费的环节多而且费率高,导致诉讼费用基本要占到诉讼标的金额的10%~20%,而且,常由于债务人无意或无能力偿还,最后变为金融机构自己负担。再次是抵债资产回收效果差。有资料显示,相对于违约贷款的价值,过去两年某省金融机构的各种抵债资产的总回收率平均仅为50%;通过法律程序执行的抵债资产总回收率平均为48.9%;第三方保证的总回收率平均仅为39.7%。
例如,黑龙江省某银行通过法律手段回收贷款本息750万元,涉及起诉案件受理费、申请财产保全费、申请执行费、执行中的评估费以及回收的房产过户费合计达到48万元,变现时还要支付拍卖行佣金5%,销售不动产营业税5%,总计费用150多万元。虽然上述费用中多数是先由银行垫付,部分费用由借款人承担,但实际上,由于借款人除了被银行执行回来的资金外再无其他资产,这些费用仍由银行承担。再例如,2006年底,哈尔滨某银行作为原告的未结案件共计219件,涉案金额近7亿元,其中对公贷款案件97件,金额6.7亿元,个贷诉讼案件122件,涉案金额0.3亿元,但仅执行回现金0.4亿元,现金占比较小。再例如,某银行起诉案件3606件,金额85亿元,其中胜诉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2591件,金额63.6亿元,胜诉案件实际执行回金额19.4亿元,胜诉执行率仅为30%。
(二)部分地区司法公正和独立性有待提高,存在外部干预情况
首先,目前我国的法律定位和人事管理制度将司法机关置于同级党、政府及人大的控制之下,导致某些地方部门和个人的监督或领导“情节”,从而为以外部监督为名干预正常的公正执法提供了可能;其次,现行的司法物质保障体系确定了司法机关的物质保障由同级政府财政负担,在现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地方司法机关的物质保障完全取决于地方的财政状况,因而地方司法机构的生存掌握在某些外部权力机构或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