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至1992年南巡讲话，是邓小平生命的晚年，也是邓小平思想发展最成熟的时期，时值苏联、东欧国家出现空前的动乱，世界社会主义受到前所未有的曲折，邓小平从人类历史的高度和世界大局出发，并“更多的是着眼于下一个世纪”^[1]，赋予“独立思考”和解放思想以相同的地位，提出了开放社会主义和市场化社会主义的设想，描绘出一个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未来社会主义新模式。

一

“独立自主”是邓小平晚年提出的重要观点，它赋予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实践以理性选择的新含义，即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经验靠自己创造、同人民一起商量着办事、经验整合为制度和强烈的风险意识。

社会主义是自由个体的全面发展，它包含着理性的选择。邓小平在这个时期赋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精神”的价值，将“解放思想”和“独立思考”并重，把理性选择提升为社会主义的价值。1988年5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谈话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因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不但经济问题如此，政治问题也如此。”^[2]

本着“独立思考”的社会主义的内在固有的价值，“一切从实际出发”获得了新的含义，即“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在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过去照搬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照搬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带来的实践问题“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关键在于没有提出“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也没有解决“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邓小平正确地提出中国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指出：“总之，要紧紧抓住合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一条。所有别人的东西都可以参考，但也只是参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3]这就为实现发展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开拓了广阔的创新空间。

邓小平将“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问题创新意识用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中去，提出马克思主义内在的生命力是有创新精神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认为在社会主义长期实践的历史中一直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问题”，没有弄清楚马克思之后的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也没有弄清楚在世界发生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但“绝不能”要求马克思、列宁为当代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现代世界是一个以变化为特征的世界，世界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代世界的变化速度是相当惊人的，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几百年甚至长达千年。现代世界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谈话中特别强调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具有创新精神的马克思主义，他说：“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4]

邓小平将“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的创新意识用于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解中去，提出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的观点，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内在的生命力是有创新精神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是对社会主义理解的历史。社会主义不能从书本上找答案，社会主义惟有“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答案，因为社会主义不是一个预定的过程。他特别强调：“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5]这就是说社会主义不是某个先知预定的发展过程，而是一个实践中不断获得创新的过程。

邓小平深深地意识到社会主义内在发展过程是变化中不断求新的过程，他也十分自然地得出“中国只能搞中国的社会主义”。1988年5月25日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雅克什的谈话中指出：“改革开放必须从各国自己的条件出发。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