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正处于体制转型的关键，改革的重要内涵也正不断由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发展，并日益向中国政治的核心——执政党自身的建设发展。作为正在领导着亿万中国人民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执政党，已经完成了从传统意义的“革命”政党向现代意义的“执政”政党的转变，完成了通过革命实现现代化向通过建设实现现代化的转变。在此转变之后，执政党的功能亦应转换为利益集约功能和知识集约功能。

一 利益集约功能

经过80年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所肩负的历史任务都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发展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发展成为一个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党。

而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市场化的深入发展，我国原有的社会利益格局发生了并将继续发生着深刻变化乃至分化，“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是经济特区更因‘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在一个侧面加剧了在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利益分化过程”^[1]。业已形成的各种利益格局仍还有进一步分化的趋势。社会上已经出现了如私营企业主、个体户、自由职业人员、受聘受雇人员等不同的利益阶层和利益群体。各种不同利益之间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矛盾甚至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正视利益分化，承认利益多元，协调利益冲突已是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亟待解决的一个政治问题”^[2]。

如果说在传统社会中，执政党通常是以家长式的权威或政策性的倾斜来解决社会上的利益冲突的话，那么，在现代社会中，执政党则需要通过合法程序制定一整套“游戏规则”来调整各种利益冲突，将冲突限制在可允许、可接受的秩序范围内。即执政党应“在承认人的自利本性和人类利益多元、人格地位平等的前提下，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并根据一系列程序化的制度，为和平解决利益冲突，维护基本社会秩序，推动社会进步，提供一种文明的机制”^[3]。

一方面，面对多元化利益的现实存在，执政党的一切政策措施和工作都应该正确反映并有利于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都应该正确反映、认真考虑和适当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具体利益。如对于体制转型中出现的大量下岗职工和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江泽民同志就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特别关心那些工作和生活上暂时遇到困难的群众，把他们的事情摆上重要议事日程，重点考虑，重点解决，切实安排好他们的就业和生活”^[4]。

对于地区之间、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分化问题，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5]。此外，还可以通过征收累进个人所得税和转移支付等方式，真正切实地解决收入悬殊等问题，给低收入和无固定收入者以利益实惠。事实上，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主要就在于“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6]。

新时期新形势下，我们党继续长期执政的政治合法性将主要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所决定的利益关系中，对社会各阶层利益的满足将奠定执政合法性的最深厚的物质性基础。这就要求执政党要在现行体制内建立一套规范化的、程序化的、定期、定量、公开、有效的利益要求表达渠道以及反映这种利益要求的民意表达机制，允许各种不同的利益要求和意志通过合法渠道进行表达（否则，一部分社会成员就可能从体制外寻求利益表达的渠道和途径，这不仅会威胁整个现行政治体系的稳定，而且会挑战现行制度的权威）；同时执政党要采取一整套合法合理的政策措施及其有效的实现形式来不断实现和满足各方面群众的利益和利益要求。

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利益高度一致的命题其实是一个虚假命题。在市场经济中，由于各平等竞争之市场主体的实际境况不同、偏好不同，其具体的利益和利益要求也就不同，各方面的具体利益要求实际上存在着矛盾甚至冲突。执政党不可能代表所有人的利益，也不可能只代表个别人的利益，执政党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