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特区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创举。20多年改革开放，从兴办经济特区开始到十四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到江泽民同志提出广东和深圳“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社会主义中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也正在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回顾我国20多年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历程，特区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场和现代化建设的示范区，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区的创建和发展凝聚着以邓小平和江泽民同志为首的两代领导人的心血和智慧。因此，研究比较两代领导人关于我国经济特区的思想，对于系统总结特区建设的实验，深刻理解特区建设的意义，充分发挥特区功能，全面增创特区优势，进一步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十分必要的。

一 邓小平建设经济特区的思想

国际上当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濒临破产时，国内持续了10年的“文革”又把国民经济拖到崩溃的边缘，这一切实际上宣告了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何去何从，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思考和探索的重要问题。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站在历史的高度，谨慎地选择了试办经济特区的办法，试图通过特区的试验能为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寻找一条出路。从根本上讲，邓小平关于经济特区的思想是对社会主义国家能否实行市场经济所作的局部试验，是为陷于计划经济泥潭的共和国探索市场经济之路。

建特区——“离经背道”的选择

拨乱反正，百废待兴，如何使共和国走上一条现代化的强国之路？1978年一年之中，邓小平连续次出访了日本、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面对日本的汽车工业，对比长春一汽的生产能力，邓小平由衷地感叹：“我懂得什么是现代了。”^[1]同年4月，中共中央派代表团三路考察港澳地区、西欧和南斯拉夫，为“创办经济特区和对外开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济和实际材料”^[2]。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副主编吉布尼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3]自此，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开始为中华民族的现代化探索市场经济之路。然而，在一个曾以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社会主义国家，探索市场经济之路将是一项充满巨大政治风险的事业。传统意识形态话语将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市场经济就是发展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找不到任何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理论根据，现实中也从没有任何社会主义国家成功建立市场经济的范例。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计划经济的大国，经济体制的转型潜伏着极大的风险，任何一个环节出错，可能导致大面积的经济灾难。意识形态风险和经济风险，又可能引发政治危机，中央高层在办特区的态度上本来就不一致，更不必说在全国发展市场经济，在“文革”余毒远未肃清之际，谁在中国搞市场经济，谁就将可能被扣上“走资派”的帽子，当时的中央决策层不得不对政治风险做出充分估计。因此，采取何种方式，最大限度地避开各种风险，成为关系到能否进行市场经济探索的至关重要的战略与策略选择。

大智谋——从计划经济最薄弱处突破

基于当时的各种考虑，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为陷于计划经济泥潭的共和国寻找市场经济出路的构想，只能谨慎地从局部试验做起，从兴办经济特区做起。因此，特区的面积和区位选择尤为重要。一方面不能选择传统的计划经济的重镇，不仅仅是一旦搞砸将危及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而且计划经济体制的现实阻力较大。因此，经济特区选址只能在计划经济最薄弱，同时离国际市场地缘接近而又相对偏远的地方，目的在于使特区一开始就能“跳出现行体制的框架”，进行市场化试验。搞好了，成效显著可以大力推广，搞不好关掉就是了，也不会影响全国大局。另一方面特区的面积也不能太小，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自由贸易区和出口加工区相比，中国的经济特区的特征是规模大得多，中国的经济特区从一开始就不同于国外的出口加工区和自由贸易区，经济特区潜在地肩负着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险的使命，中国改革的决策层是试图通过特区市场导向的经济示范带动作用，改变国人对市场经济的看法，使得国民经济最终突破计划经济的束缚。再者特区又不能太大，当时中国最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