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高层政界人士在离退休之后，撰写回忆录者不在少数，虽说人写的“历史”难免受到作者的认知能力、价值倾向、文化水准、道德修养等主体因素的制约，但由我国重大政治事件的亲历者、参与人，在经过相当长的“保密时效”之后，从不同的角度对某些政治事件“解密”，揭示一些重大政治事件的内幕见闻，不仅能为我国现代政治发展史的研究提供大量丰富、生动的史料，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满足人民群众应该在现代民主政体中享有的“知情权”做出了贡献。因此，有关方面抓紧时间，在许多退下来的老领导的有生之年，请他们写回忆录，谈经验教训，实在是一件功在千秋的大好事。如薄一波、李锐等政界前辈的回忆录式的论著就给人们留下十分宝贵的思想遗产。

最近，因公干到北京，在地铁站候车时，看到一本《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虽说有关林彪事件的论著甚多，但如汪东兴这般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文革”期间又身居最高权力中枢的政界要人，亲自回忆毛泽东是如何处置林彪集团的书，还不多见。于是我便买了一本，当即在地铁车厢里翻阅起来，读后还很有点想法，特此记载如下。

毛泽东与林彪的矛盾和冲突的本质及根源何在？毛泽东与林彪究竟有何根本的政见分歧？毛泽东健在时的正统的说法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毛泽东粉碎了“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篡党夺权政变阴谋。“文革”结束后，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则认为，“1970年至1971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从汪东兴的回忆来看，毛泽东认为，林彪集团在1970年8月末至9月初，于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

毛泽东本人在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的问题时，明确指出“庐山会议，主要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家主席问题，一个是天才问题”。我想也许可以通过深入辨析这两个问题来把握毛泽东与林彪间矛盾与斗争的本质。

所谓“国家主席问题”，实际上并不只是在宪法规定的国家政体中是否设国家主席一职的问题，本质上是能否让林彪这个党的九大惟一副主席、党章规定的接班人有机会问鼎国家元首的重大政治问题。

本来在建国初的相当时期内，毛泽东一直是身兼共产党主席和国家主席，直至毛泽东一再表示要退居“二线”，从而导致在1959年的二届人大上根据毛泽东的意愿，选举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一职，可以说在“文革”前，我国宪法从来就规定政体中设有国家主席一职。而“文革”结束后，我国又于1982年修改了宪法，恢复了国家主席的设置。可见，一个国家设主席或其他称谓者为国家元首本无可非议。

国家主席一职之所以成为问题，就在于爆发“文革”的前几年，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产生了严重的政见分歧，毛泽东怀疑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完全不能容忍他继续执政走所谓的“资本主义道路”，以至于不惜发动“文革”来打倒刘少奇，重新夺回在刘任国家主席期间丧失的部分国家领导权力。鉴于刘少奇任国家主席期间，毛泽东感到大权旁落，又鉴于其本人早已表示过不当国家主席，不便重新兼任此职，因此，毛泽东试图在打倒刘少奇后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一职，以除后患。但毛泽东的这一决定，却使一向以揣摩毛泽东心态为能事，善于投其所好的林彪忍无可忍，于是就百般策动其亲信部下，不顾毛泽东的明确表态，在筹备四届人大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强烈要求设国家主席，以便使自己有机会当国家主席。

本来林彪借毛泽东在“文革”初期打倒刘少奇“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政治需要，上升到“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副统帅”高位后，虽表面上仍对毛泽东竭尽阿谀奉承之能事，但政治野心已急剧膨胀，说话也开始放肆起来，他在1966年5月1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肆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同时，大讲“政变”、“夺权”，就已引起对政治斗争极其敏感的毛泽东的“感觉不安”，并在同年给江青的信中评判说：“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