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法治建设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1949年2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它是指导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法制建设的重要文件。根据这一指示，新中国不仅逐渐开始了自己的立法工作，而且通过调整改造旧大学的法学院系和建立新的法学院校，为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培养了骨干人才。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既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也是国家法制建设的良好开端。但从1957年夏季开始，随着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和法律虚无主义的盛行，法制建设逐渐停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主义法制遭到严重破坏。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的法制建设重新起步，并得到迅速蓬勃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确立了健全法制的16字方针“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1982年，制定了新中国历史上的第四部宪法，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雄厚的法制基础。随后，法律体系逐渐形成，法学教育初具规模，法律逐渐从书本走进生活，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普法运动使人民的法律知识和法治观念不断增强。1996年，党中央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并将其写入宪法和政府工作报告。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继续强调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方略。这不仅充分反映了我国社会进步的要求，而且必将推动我国的法治建设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一 法律观念与法学理论

从1977年算起，25年来，法学理论工作者不断突破理论禁区，积极参与国家的立法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做出贡献。法学界先后讨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与政策的关系、法律的阶级性与社会性、民主与法制、法治与人治的关系以及法制与法治、权利与义务、依法治国、人权、司法改革、中西法律文化比较、法律体系、法律关系、法律解释、法律效力等重大理论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那些对国家法制建设有影响的重要理论问题；一是那些对于法理学学科建设有积极意义的理论命题。同时，理论法学除了法理学之外，还包括其他一些学科对法治基本原理和原则的研究，这些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一）法治理论问题

1978年前后，法学界出现了恢复1954年宪法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讨论。学者们论证说，按照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凡属我国公民，一律平等享受他们应该享受的权利，履行他们应该履行的义务。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主要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即使对于犯罪分子，我们可以依法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但是，他们的其他权利则与其他公民一律平等。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法的阶级性问题引起广泛关注。学者们对长期以来处于主导地位的“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的提法提出质疑。在讨论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法的阶级性与法的继承性、法的主观意志性与法的客观性等问题的过程中，一致明确承认法的社会性、人民性和继承性，从而限定了法的阶级性的适用领域，客观上论证并能够服从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

80年代初，法学界讨论了政策与法律的相互关系，讨论中突出的问题是政策与法律是否需要划分彼此不同的界限。讨论这样的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长期以来，在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党的政策是党的生命，同时也是人们的行为准则。讨论中，主流的意见是，在我国，法律必须以党的政策为指导，但是，党的政策只能在原则上指导法律，而不能取代法律。根据“文革”时代的经验，如果党的政策可以取代国家的法律，则不仅会导致法律毫无权威，而且还有可能导致类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局面。人们还认为，法律对国家正常秩序的作用是不能抹煞的。由于法律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独立性，在某种意义上与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稳定秩序有密切的关系。

关于民主与法制的关系，学者们进行了较多的讨论。“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人们一直在思考如何正确理解民主与法制的关系，学界中方方面面的议论也很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明确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学者们普遍认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民主是法制的前提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