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事由

2002年8月15日，新华社电讯发表了记者程红根撰写的一篇题为《我国审判制度将有重大改革——郑州试行先例判决》的报道，此报道立刻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多数报纸和网站都转发了这篇报道。报道的全文内容如下：

如今到郑州市中原区法院打官司的当事人，在介入诉讼前可以通过查阅这里汇编成册的大量先例判决案例，了解自己案件类似的判决结果。此间法学界人士认为，中原区法院试行的“先例判决”制度，是推进审判制度改革的重大探索，不仅有利于增加法院审判的透明度和权威性，而且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和提高审判效率。

前不久，中原区法院法官在审理被告人和振兴盗窃一案时发现，此案与本法院列为“先例判决”的案例——庄彦博盗窃案中被告人采取的犯罪手段、盗窃金额及悔罪表现等情节雷同，遂比照先例定罪量刑，判决和振兴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不仅在刑事审判方面，在民事、行政审判方面，中原区法院也通过比照先例判决，对一些模糊不清的法律概念予以明确，指导类似案件的审理和判决。

中原区法院试行的“先例判决”制度，是指经过某种程序被确认的生效先例判决对本院今后处理同类案件具有一定的拘束力，其他合议庭或独任审判人员在处理同一类型、案情基本相同的案件时，应当遵循先例做出大体一致的判决。在前期先例判决的制作方面，中原区法院审判委员会或专业小组对判例的类型、程序和实体的处理、判例的形式和内容等进行了严格的审核，确认后严格规范先例判决文书，定期汇编成册，予以公布。

试行“先例判决”制度是中原区法院基于目前审判工作需要和法官素质现状提出的。由于我国成文法律的概括性和抽象性给法官相对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而审判工作的不规范和法官整体素质的参差不齐，致使同一类型、案情相似的案件，由同一法院的不同法官审理，也可能出现相去甚远的裁判结果；与此同时，同一类型的案件在同一法院反复被提交到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不仅影响了审判效率，也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

中原区法院认为，在没有相关司法解释出台之前，实行“先例判决”能在一定范围内统一对某个概念的认识，并通过一系列的案例，使其他法官从案例中更好地理解法律术语，更好地适用法律，从而达到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的统一，最终实现同类案件裁判结果的基本一致，并由此进一步树立法律权威，促进司法公正，提高审判效率，节约司法资源。

据悉，中原区法院试行“先例判决”制度一年来，收到了令人满意的效果。法官办案更加透明了，法院审判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了，当事人上诉的少了，案件被改判或发还重审现象基本杜绝。^[1]

二 事件背景

1998年，被人称为郑州打假“三剑客”之一的葛锐，在3家不同的公司购买了同一种治疗性病的假药，然后分别在郑州市3个区法院起诉索赔，结果出人意料：3个法院适用了不同的法律，出现了3种不同的判决。时至今日，葛锐依然对此感到愤愤不平。

同为“三剑客”之一的刘政军，则比葛锐幸运得多。刘政军曾在河南泰隆商场购买了假“莎提萱琳”女式长、短裤各一条进行索赔，结果，2001年6月12日，郑州市中原区法院判定刘政军为消费者，要求河南泰隆商场实施双倍赔偿。更加耐人寻味的是，这起案例被中原区法院列为“先例判决”。也就是说，今后凡是同类型的案例在该法院起诉，法官原则上都得照此判决进行。正是有此“先例”，2002年8月22日，刘政军的第2起类似的官司——刘政军起诉郑州商业大厦一案，该院仅用了20多分钟便宣告结案。

这是郑州市中原区法院第一起按“先例判决”原则审判的案件。对于一直沿用欧洲大陆以及苏联模式，审理案件惟一的依据便是立法机关的制定法的中国来说，这可能是第一起按英美法律体系的基本原则——“先例判决”原则进行审判的案例。如何看待来自基层法院的这一大胆变革，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在中原区法院的正式文件中写道：

所谓“先例判决”制度，是指把经过一定程序确认的生效判决作为“先例判决”，指导今后同类案件的处理。建立该制度旨在强化审判委员会的指导作用，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帮助法官正确使用法律，实现“公正与效率”。

那么，什么样的案例可以成为“先例”呢？文件上这样规定：

新类型案件；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案件；对审判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