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2月11日，延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时年26岁的被告人董伟死刑。法院认定的基本犯罪事实是：2001年5月1日下午，被告人董伟与其他3人在延安市区游玩、吃饭、喝酒直至次日凌晨。5月2日零时许，董伟等人来到延安电影院通宵舞厅与前来跳舞的宋阳发生口角，进而厮打在一起。两人厮打被人拉开后，宋阳走到离舞厅门口20米远的灯具商店门口时，董伟从人行道上拣起一块六边形的地砖，向宋的头部连续击打，待宋阳倒地后逃离现场。宋阳被在场的人送往延安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抢救无效，于2001年5月9日1时30分死亡。董伟当日逃到河庄平乡石疙瘩村小学，让其表兄乔胜利送衣送饭送钱。5月3日又逃到安塞县，次日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一审死刑判决做出之后，被告人提出上诉。被告人之父聘陕西嘉瑞律师事务所的朱占平律师担任二审辩护人。朱占平律师在接受委托之后，对该案进行了调查，并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辩护词。律师认为，一审判决存在着认定事实不清、定罪不准、量刑畸重等问题。律师认为，在本案中，被告人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而非故意杀人。因为本案是因被害人宋阳流氓挑衅行为引起的，被害人先用皮鞭抽打被告人，后与其他同伙揪住董的头发殴打，被告人在完全被激怒的情况下，摸到地砖向宋的头部打去，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后果。因此，被告人虽然应为其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但判处死刑显属量刑过重。律师在递交辩护词之后，多次到法院询问该案的进展情况。2002年4月27日，律师被告知，二审裁定维持了一审死刑判决。28日上午，律师赶到北京，向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递交了申诉材料。当日下午5时许，被告人之父电话告知律师，死刑判决将于4月29日上午10时30分执行。29日早晨，律师来到最高人民法院，但因联系不到具体人员而无法进入。上午9时40分，被告人的家属再次电话告知，囚车和执行武警已到达看守所。9时45分，律师以要进法院买《最高法院公报》为借口领到了一张进入证。9时50分，律师来到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李武清的办公室，简要介绍了案情及申诉理由。9时55分，李副庭长找到负责西北片的法官调阅了申诉材料。随后，他一方面向院长呈文请示下达暂缓执行命令，一方面与一、二审的审判法官联系。10时18分，他拨通了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一位副院长的电话，得到了执行法官的电话号码。10时24分，他拨通了刑场执行法官的手机，死刑因此被暂缓执行^[1]。最高人民法院指令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复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后认为，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提出的被害人有过错的意见无相应的证据证明，被告人的行为不具有防卫的情节，防卫过当的辩护理由不能成立。据此，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了驳回申诉、维持原判的裁定，并下达了执行死刑的命令。2002年9月5日，被告人在陕西延安被执行死刑^[2]。对于此案，《西安晚报》、《三秦都市报》、《法制日报》、《南方周末》、《北京青年报》等报刊及搜狐、新浪等网站做了大量报道。媒体将此案称之为“枪下留人案”。当然“枪下留人案”是个形象的说法，从法律上准确来说应该是死刑暂缓执行案。在该案被复查期间，媒体纷纷对此发表评论，从“枪下留人！——敬业律师4分钟救下死刑犯的故事”、“枪下留人赶在行刑前4分钟：演绎司法史上奇迹”、“枪下留人——法学专家拷问死刑复核”、“死刑复核程序存在漏洞——看延安现代版‘刀下留人’”、“‘刀下留人’现代版备受关注——高法复查‘董伟’案”、“死囚枪决前4分钟——最高人民法院急令枪下救人”、“‘枪下留人’凸显司法漏洞”、“关注‘枪下留人’案：董伟案的四大焦点”等标题中，我们不难看出此案受关注的程度。此案最终尘埃落定之后，各媒体做了追踪报道，人们对此案的处理过程及最终结果褒贬不一。有人认为，此案案犯临刑前被暂缓执行本不该发生，因为被判死刑的罪犯已经经过层层把关，事实确凿清楚，量刑准确无误，如果仅仅因为律师申诉，就可以随意推翻重审，至少说明政法部门对每一宗案件的最终判决结果都缺乏自信，每一宗案件的最终判决结果都不是无懈可击。朱占平律师的申诉并未给董伟带来好运，由此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国家为此造成因重新审理造成的人力物力的浪费。而更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