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02年，我国行政法治又取得许多可喜进展。2002年6月29日颁布了《政府采购法》，《行政许可法》草案也已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行政强制法》、《行政收费法》等立法的调研起草工作正在进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也在草拟之中。国务院继续推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等改革举措。在此背景下，中国行政法学在诸多专题领域，以及在比较行政法、部门行政法领域，都取得一定进展。翻译了一批行政法学译著^[1]，不少学者围绕具体问题，以自己多年潜心研究为基础，出版了自己的研究专著或论文集^[2]。同时台湾地区行政法学者的著作也渐次引入大陆^[3]。本年度还举行了多次行政法学术会议，围绕行政程序、信息公开、行政诉讼等主题展开了讨论^[4]。以下分专题对2002年的行政法学研究进展加以概括和评述。

一 总论

1.基础理论

十多年来，“平衡论”一直为中国行政法学界所瞩目，引发了诸多讨论乃至争论。有学者指出，平衡理论为建立行政主体和相对方的良性互动提供理论支持；为调整行政法权利（权力）结构机制的构建提供理论指导；揭示了行政法特有的不平等关系；引入博弈、利益衡量等方法研究行政法的制度、机制和规范，有利于行政法方法的创新与引进^[5]。有学者尝试以博弈论解读行政过程^[6]，另有学者探讨了利益衡量方法在司法审查中的应用^[7]。

有学者指出，在新中国成立后金字塔般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结构下，行政法没有容身之所，是社会结构的变迁为行政法的产生提供了要求和基础^[8]。该学者还对社会主体结构由一元化向多元化的发展，社会关系结构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化，社会变迁中的法律秩序、司法与行政的关系等问题予以关注和探讨^[9]。

学者们逐渐开始关注现代行政国家、管制国家、福利国家对行政法的影响。例如关注行政国家的异化，以及行政目标和手段由管理、强制到服务、指导、合作的变迁^[10]；论述在罗斯福新政及凯恩斯主义的背景下福利国家的出现^[11]；从生存权的角度论述给付行政的基础^[12]；在缺乏充分竞争情况下的服务行政问题^[13]。

对基础理论的研究离不开对具体问题的关切。我国行政法理论基本框架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中叶，20年来，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制度变迁。如何从真实世界的问题入手，联系中国实际发生的制度变革，逐步深化行政法基础理论研究，避免游谈无根的现象出现，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2.行政法基本原则

对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探讨，不再限于传统学说上的合法性原则以及合理性原则。例如以比例原则、信赖保护原则补充依法行政原则，控制政府滥用权力^[14]；将诚信原则作为行政法的最高形式原则，建立行政法上的衡平制度，进行公益和私益间的利益衡量，以及推进诚信政府的建立^[15]；行政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16]；等等。

有学者对德国法的比例原则和英国普通法上的合理性原则加以论述，指出尽管晚近有吸纳德国法的比例原则进入英国法的趋势，但比例原则仅是英国司法审查时合理性原则的一个特别表征。我国行政法上的合理性原则颇有借鉴普通法的意味，但普通法上的合理性仅仅是司法审查的一个标准或技术，而我们却将它作为行政法基本原则之一，应对我国行政法上合法性原则与合理性原则的二元结构予以反思。^[17]

此外，有学者对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行政法基本原则加以比较，认为必须在法治国家和宪政理念下审视行政法原则，并论述了在欧盟法作用下两大法系行政法基本原则的趋同化趋势^[18]。有学者立足于法条和我国的现实判例，对行政合理性原则进行了比较和实证研究，将我国的行政合理性原则概括为平等对待原则、比例原则与正常判断原则，认为它与英国的自然公正原则、德国的比例原则不尽相同，是从属于行政合法性原则下的行政法基本原则^[19]。有学者论述了法律保留原则的基础、范围和标准，认为我国应汲取行政处罚立法的经验，尽快确立在行政强制、行政许可和行政征收等领域的法律保留原则，继而将法律保留原则扩充到给付行政和一些对公民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内部行政领域^[20]。

尽管我国学者对行政法基本原则曾有过热烈且众说纷纭的讨论，但应关注的问题之一是，什么样的原则可以算是“基本原则”？如果一项原则不能对行政法发展起到指引作用，不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