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化是一个城市的标识，它折射出城市人群生存状况、行为方式、精神特征及城市风貌的总体形态，不同城市之间城市文化存在着明显的个性和差异。对城市的认同，也是对城市文化的认同。最终决定一个城市辐射力、影响力、知名度的必定是文化，这既是全球的一个普遍规律，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与发展的大趋势使然。

一 湖南城市文化认知

一个城市的城市文化是这个城市地理行政区划与城市历史形成过程中所产生、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城市，作为一个复杂的有机体，更多的具有地理、行政、区域、经济单位概念的意义，文化，则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和气质，它隐含在城市的方方面面，赋予城市特有的气质，反映城市人的价值取向、生活态度、审美水准，是衡量城市文明程度和人们综合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志。认清城市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城市文化的现状无疑对城市文化发展有很大帮助。

（一）湖南丰厚的城市文化积淀

湖南是楚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也是湘楚文化的大本营和集聚地。湖南经历了原始文化、楚汉文化、佛道文化、书院文化、世俗文化的突出发展，形成了湖湘文化的历史特色。湖南城市具有湖湘文化所禀有的文化底蕴。

湖南是我国古代文明发达地区之一。经考古证实，早在二三十万年前，今天湖南的新晃、怀化、辰溪、澧县、慈利、石门、津市、益阳、宁乡、桂阳等10多县市，就有人类繁衍生息，远古先民的活动也相当广泛。诸多的历史传说和留下的酃县炎帝陵、宁远舜帝陵、衡山祝融墓、赫胥墓、大庸骓兜墓等众多纪念遗迹，都是先民开拓的历史见证。

春秋时楚国势力进入湖南，置黔中郡于西部，随着湖南全境纳入楚国版图，由此中原文化与地方土著文化逐渐融合，形成以长沙为中心的楚文化的独特风格。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在湖南30多个县市，发现清理了楚墓4000多座，及文化遗址20多处。在长沙近3000座楚墓中，就有186座出土了铁工具和铁兵器等，达30种241件，反映了铁器的广泛使用，标志着生产力的突出发展。大量精美文物的出土，如漆器、玻璃器、铜镜、竹篾品、纺织品、皮革制品、天平砝码，以及举世首见的钢剑、帛画、帛书、毛笔等，展现其经济文化的空前繁荣，工艺美术的高度成就，从而为建筑的技术和艺术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城池的兴建，至今留有多处遗迹，瓦的出现，更标志建筑发展的新阶段。

公元前223年，湖南统一于秦，分置黔中、长沙两郡。西汉设1国4郡，辖湖南境内38县。东汉为5郡43县。从而奠定了湖南行政区划和城镇建设的基础。

秦汉统一后，中原文化与楚文化交融发展，开创了湖南建设的新面貌。公元前214年秦开灵渠，沟通湘江与漓水，把长江与珠江流域水路联系起来，使湘江成为南北交通的孔道；东汉初又加疏浚改进，对于湖南的开发，尤其是湘江流域的加速发展、人口增长、城镇建设和成为湖南文化中心地带，产生了深刻影响。长沙原为楚南重镇，西汉初开始筑城，成为吴氏长沙国都。尤其长沙马王堆西汉墓文物的出土，多达3000余件，其宏大的木榔、精湛的器物、丰富的书画，多属国内首见，充分显示出长沙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新水平。

汉代政论家贾谊于前元四年（公元前176）谪居长沙3年，留有名篇，脍炙人口，后人辑为《新书》58篇，不少写于长沙，人称其为“贾长沙”，屈贾祠至今仍有遗迹。东汉湘人蔡伦，改进民间造纸技术，创制优质廉价纸张，得以普及推广，为世界文明作出了贡献，其故乡耒阳仍留有专祠和遗迹。东汉医学家张仲景，任长沙太宗时，坐堂治病，医术高超，深得民心；其著《伤寒论》成为传统医学的经典。

三国时湖南属吴，设有10郡62县，西晋因之，东晋又增2郡，共60县。南朝各代又有所增多，至陈时为23州郡，65县，基本确立了湖南行政区划和城镇分布的格局，城市建设有显著的进展。此时，随着道教的发展，佛教的传入，寺观建筑兴起，塔庙道观成了城镇、景区的突出标志和景观特色。如衡山、岳麓山等地已成为湖南宗教文化活动的中心，并为城市书院文化的发展开辟了基地。

自唐代贞观以后，湖南文人荟萃，文风大振，湖湘文化空前繁荣。大批文化名流来湘，游访、居官、定居、讲学、建设书院，留下诸多业绩，形成众多纪念遗迹，构成各地的文化特色。湘籍文化名人也相继出现，如欧阳询、欧阳通、李群玉、易元吉、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