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05年9月19～22日，古巴科技部与中国社科院在北京举办“第二届中古社会科学与社会发展研讨会”。会议期间，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与古巴科技部代表团举行“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社会主义的现状和前景分析”专题讨论会。古共中央美洲研究中心主任阿达尔贝托·龙达·巴罗纳在题为《当今拉美：全球化抑或其他选择》的论文中，就拉美新自由主义的失败、对“华盛顿共识”的改革和其他选择、拉美不同性质的一体化进程等进行了分析。文中列举的大量数据和事实，有助于对拉美经济社会现状及前景的了解。

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与社会经济本质的内在需求产生了多种冲突、矛盾以及不平等。从当前跨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看，自由贸易和加速的全球化趋势并未确切地获得胜利；从目前拉丁美洲的情况看，可以推断出在全球化进程下的依附性资本主义和新自由资本主义的“自然”结局就是剥削、社会产品的集中和不公平分配。

一 拉美地区新自由主义和依附性资本主义的失败

全球化在拉美地区导致的问题并不是现在才有。在其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该地区没能有效地提升生产结构以吸收技术革命的进步，因此也就没有进入动态的国际经济发展趋势并拥有足够的自主决定权来决定自己的命运。对于这一地区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和现存的资本主义而言，当面临着新自由资本主义和现存的资本主义的压力时候，为了解决依附性发展和一体化问题，唯一答案就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范式。在该范式的指导下，拉美地区进行了20多年的改革。在自由贸易的旗号下，拉美国家大力推动国有企业私有化，金融体系和利率的自由化，方便外来投资，降低公共开支特别是用作社会福利的公共开支，严格履行对外债的偿还承诺，对政府进行重组和现代化改造。

按照放松管制、私有化理论和投资学原理，新自由主义竭力宣称，在经过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结构性改革后，重组过于庞大、过多干涉、经济上无效率的政府，拉美地区经济将会增长，民众阶层将会从创造的财富中获得所谓的“滴漏效应”，脱离贫穷和被社会排斥的状况；适合于拉丁美洲的社会经济状况将会在其逐渐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得以实现，并进入所谓的“第一世界”国家行列。私有化热潮在“华盛顿共识”下被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一步放大、抬高。

在整个80年代，拉美的经济增长建立在外国直接投资（FDI）基础之上。据美洲开发银行统计，从1990～1994年，公共部门从694家公司的出售中获得了590亿美元收入，几乎比所有实行私有化的发展中国家该项收入1040亿美元的一半还多。如果从1990年算起，截至1996年，824.17亿美元的私有化收入几乎占实行私有化国家收入的53%；1997年和1998年，该项收入为710.58亿美元，占61.8%；1999年，该项收入为230亿美元，占54%。拉美在整个90年代的私有化收入占所有不发达国家私有化收入的56%。这些数据可以说明为什么在结构性的经济改革中，拉美是新兴市场地区中私有化和国际化比例最高的地区。

但是，该地区来自FDI的收入并不意味着流量的增加。截至1998年，超过40%的FDI是来自并购的收入，而这些并购仅仅意味着所有权的转移，并且还主要是流向跨国公司。从格兰德河到麦哲伦海峡，所有国家的真实情况是，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界限越来越多地被改变，大部分国家变得依赖私有经济和国际市场。在新自由主义模式下，原本就脆弱的民主被剥夺，经济自主决定权也被削弱。

但是，按照阿根廷拉美社会科学理事会执行秘书阿蒂里奥·博隆教授的说法，疯狂的管制放松、金融自由化、私有化是新自由主义者为建立其新自由主义政府、满足霸权主义资本家的跨国利益以及满足盟国利益的结果，而不是市场自身独立运行的“中性”结果。因此，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效果更接近于让政府和地区寡头满意，而不是市场“自发且不受控制的力量”所导致的结果。如果没有政府积极的政治干预，跨国公司将不会扩张得如此之快，而这些干预从新自由主义试验开始就一直存在。正如阿根廷教授所指出的那样，问题的根本不在于全球化的实现，而在于拉美国家的政府面对挑战的反应。实际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最主要一点就是发展中国家面对霸权时的软弱。

尽管宏观经济数据有所好转，如通货膨胀率的降低，但经过20年的包括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