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在“街头政治”的冲击下垮台，拉开了西方势力向中亚地区输出“颜色革命”的序幕。“颜色革命”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利用目标国家的社会矛盾和困难，制造政治危机，发动社会抗议、街头抗争，推翻合法政权的颠覆运动。“街头政治”往往是这种颠覆运动的最后阶段，即通常表现为发动大规模群众街头示威，围困、围攻政府机构，逼迫领导人下台。然而，同样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策动的政治颠覆，也有些国家，如委内瑞拉等，经受住了考验，顽强地生存了下来。我们要对西方势力策动的“街头政治”保持高度警惕，而“街头政治”的不同结果更值得我们深思和总结经验教训。

一 面对社会矛盾和冲突，不怕有人反对，就怕没人支持

改革和社会转型必然带来社会利益格局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社会进入到矛盾的多发期，同时这也是执政党丧失阶级和群众基础的危险期。执政党统筹兼顾各种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变得更加困难，执政党将面对更多的矛盾和冲突。这一时期，社会上难免会出现一些不满情绪，甚至出现反对派。有反对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人坚定地支持政权，使执政党没有可靠的阶级和群众基础。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的反对派势力并不十分强大，但多数群众在社会危机中保持中立，袖手旁观，结果政府一触即溃。这说明政权缺乏特定的社会群体作为其支持者。

委内瑞拉查韦斯政权所以能在美国的重压和国内反对派连续冲击下坚持下来，根本原因是有委内瑞拉人民的坚决支持。查韦斯上台之初，政权基础薄弱，社会形势动荡。面对困难的局面，查韦斯采取了中左的社会政策，既积极又慎重地进行政策调整，使利益分配格局向社会中下层倾斜，争取占人口70%的劳动阶级的支持，建构政权基础。没有群众的支持，很难想像查韦斯能够坚持下去；没有查韦斯的阶级路线和政策调整，群众就不可能支持查维斯。

我国正处于改革和体制转型期，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党的政治代表性及合法性遇到了新问题。我们党要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但这种代表性不能仅仅表现为发展生产力和提高经济水平，不能仅仅在社会功能的意义上对全社会具有代表性，还必须与特定的阶级、集团形成利益共同体，这样党的执政地位才有结构性的支撑。在我国，党的执政基础只能是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其他社会阶级和集团是团结的力量。离开了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支持，无论经济怎样发展、社会如何富裕，党和国家政权都不能得到真正的巩固。经济不发展，可能丢失政权；经济发展了，阶级基础瓦解了，同样会丢失政权，经济建设的成果最终也会付诸东流。近十多年来，世界上这样的教训不可谓不多，我们决不应掉以轻心，也决不能重蹈覆辙。

二 有了群众支持，国家机器才能有效发挥作用

军队、警察等国家机器是保卫国家政权的工具。面对复杂的社会形势，加强执政党和政权对国家机器的领导十分必要；但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看，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仅仅依靠军队、警察捍卫政权具有很大的风险且不可靠。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在发生动乱的时候，原政权在形式上也控制着军队、警察，但它们或不敢使用、或指挥失灵，甚至出现临阵倒戈的现象。而委内瑞拉的查韦斯政权，在关键时刻得到了军队的支持。这虽然与查韦斯本人出身行伍、与军队关系密切有关，但从更深的层面看，是因为军队受到了人心向背的影响：委内瑞拉军队是在多数人民支持查韦斯的情况下，才站到了政府的一边。经验表明，一旦出现两大社会阵营的对抗，政府比较容易控制军队、警察，此时动用军队、警察维护和恢复社会秩序师出有名；但如果各种社会矛盾都一起对准政府，形成一边倒的群众与政府对峙局面，单纯依靠军队、警察就有危险，局面就很难控制。

三 重视群众工作，进行利益调整，加强宣传教育，构建新的基层组织体系

脱离群众是近来垮台的独联体国家政权的通病。脱离群众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执政党政治上脱离群众。政府所采取的社会政策没有让占人口多数的人民群众成为改革和发展的受益者，或因两极分化造成了多数群众相对利益受损。二是执政党组织上脱离群众。执政党高高在上，在基层缺乏宣传教育、组织发动群众的网络和体系。吉尔吉斯斯坦的动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