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如果从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算起，已经有20年时间。全世界人民，尤其是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我国人民，都十分关注苏联演变问题。对于苏联的演变，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人们的看法都不一样，甚至是对立的。例如，对十月革命的评价，是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还是“搞早了”、是“早产儿”？对苏联70年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斯大林模式”的评价，是基本肯定、局部否定（“三七开”）、必须进行改革，还是全盘否定、需要彻底抛弃？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以及中苏10年论战的评价，是基本肯定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批判，还是认为中国的错误大于赫鲁晓夫，批判错了？对苏联演变原因的分析，决定性的因素是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误和弊病，是斯大林模式必然带来的，还是背离马克思主义、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他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葬送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罪魁祸首，还是虽有正确主张、却无力挽救社会主义的庸人？对戈尔巴乔夫改革以及后来的俄罗斯改革的评价，是把社会主义改变成为资本主义，因而是历史的倒退，还是摆脱了斯大林模式的束缚，因而是历史的进步？这一类问题，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

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我国的基本道路、基本制度与苏联相同（尽管在具体制度、具体做法上具有中国特色），如果彻底否定了十月革命道路和苏联的基本制度，肯定了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思想以及俄罗斯的改革，那么，就会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我们也应该抛弃社会主义制度，走戈尔巴乔夫和现在俄罗斯的道路。目前，我国政局稳定，对这一类问题的不同回答还只是停留在学术性的分歧和争论上，似乎影响不大，但是，如果一旦政治上出现风吹草动，这一类问题很可能成为议论的焦点，成为某些人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突破口。对苏联演变的一些基本的、原则性的问题，没有一个统一的、科学的认识，会给政治动乱埋下祸根，这不是耸人听闻，而是现实的危险。所以，科学地分析苏联演变问题，正确地总结其教训，是一件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大事，必须认真对待。

一 十月革命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不是“早产儿”

对应不应该发动十月革命的问题，从准备起义的时候起，一直到现在，始终存在着分歧。分歧的焦点是，十月革命的条件是否成熟？它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还是少数激进分子鼓动起来的“早产儿”？

早在1917年4月列宁提出“四月提纲”，准备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普列汉诺夫等人就以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得到高度发展为理由，指责列宁的“四月提纲”是“布朗基主义”、是“说梦话”，只会以酿成社会灾难而告终。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考茨基出版了《无产阶级专政》一书，认为“只有靠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大规模发展，只有靠资本主义创造的并且集中在资本家阶级手里的巨额财富，社会主义……才会成为可能”。他断言，俄国的社会主义是早产儿，是没有生命力的。列宁曾经从理论上批判了这种错误观点，并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回答了那些疑问和责难。

20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与发展遇到一些困难，又有人提出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不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认为社会主义搞早了，甚至把这一点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种种困难的“原罪”，要求“补资本主义的课”。苏东剧变以后，更有人（如保加利亚原共产党第一书记日夫科夫）在反思剧变的原因时，把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制度遭到颠覆的根本原因，归结于超越了资本主义高度发达这一阶段，忘记了“只能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才能取得胜利”。这种论调，前不久在我国也沉渣泛起，一度颇为盛行。听任十月革命“早产论”泛滥起来，将会酿成严重的政治后果。有人正是根据这一点，提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搞早了，改革的任务是，先退回到资本主义去，等经济发展了，再来搞社会主义。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正确回答这一问题。

无论是1917年的俄国，还是1949年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物质条件都已具备。必须正确理解马克思的下述论断，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