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再三强调，要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指导地位。本文介绍了美国的苏联学研究的产生、主要功能及现状，阅读此文，有助于从一个侧面更清楚地认识到党中央强调这一点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美国的苏联学是“冷战”的产物，它在美苏对抗过程中起到了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二战结束后，随着“冷战”的逐步加深，美国越来越重视对自己“最主要的敌手”——苏联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以后，美国先后成立了一些以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所，一些大学开设苏联东欧历史和政治专业课程，外交政策的“智库”也将关注的重点转到苏联和华沙条约组织。这些科研机构的研究活动形成了美国社会科学的一个特殊领域——“苏联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明显不同的是，美国的苏联学研究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无论是思想理论基础还是研究对象和功能均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与美国政治联系紧密，它们在两种制度和两种意识形态斗争中发挥了3种主要功能：一是在美苏对抗、两种制度的斗争中提供思想理论支持；二是直接为美国对苏外交政策服务；三是配合情报部门的反苏工作。

一 思想理论支持

1947年，杜鲁门发表了关于“杜鲁门主义”的演说，指出当前世界必须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中做出抉择。在美国决策者和学术界看来，苏联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是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最大的威胁。“现代世界在战略上和政治上已从传统的多级世界变成了两极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意识形态的作用得到了加强……冷战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性质暴露无遗。”当时美国苏联学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为美国制定针对苏联以及其他东欧国家的政策提供思想理论支持。

该苏联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变化，但始终坚持一些基本原则：其一，美苏联问题专家总是从有利于美的角度来评价美国及其潜在对手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其二，美苏联问题专家为美的合法和不合法的行为提供“理论平台”和掩护。其三，为美有计划地干涉某种“不受欢迎”的政治制度提供理论指导。

20世纪70～80年代，美国对苏联政策的重心是从政治和社会心理两方面对苏施加影响，最终削弱苏联的政治制度，使美摆脱来自苏的威胁。美苏联问题专家面临的任务则是激化苏联的社会矛盾包括民族矛盾，引起民众对苏共和政权机构的不满，同时在苏内部培植有利于美的力量，以保证其在美苏竞争中取胜。在此期间，美苏联问题专家发表了许多著作，运用“冲突学”、“利益集团”等方法论证了苏联经济和政治危机深化的不可避免性。

这一时期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主要分为两派：以理查德·派斯和布热津斯基等人为代表的“极端派”和以亚历山大·亚诺夫、乔治·凯南和皮亚列尔等人为代表的“修正派”。

“极端派”在研究过程中常常以西方的民主道德标准为基础，反苏倾向非常明显，力主采用各种手段加速苏联的垮台并把它引向灭亡。

“修正派”则注意到苏联领导层里出现的改革倾向，认为应该利用苏领导层中的改革派，并通过对其进行经济援助使苏受制于美。“修正派”不赞成美苏全面对抗的政策，担心美苏对抗会影响苏联改革，苏联人民在外部压力下反而会团结在苏共周围，使苏变成一个新的军事国家，开始更广泛的对外扩张。

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和美苏关系发生变化，美国的苏联学在研究方向和方法上也随之改变：在“极端派”和“修正派”基础上形成了“新古典主义”流派。美苏联问题专家在一个问题上达成共识：解决美苏对抗和苏联危机的途径在于以“和平演变”的方式使社会主义国家脱离共产主义，向着多元化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转变，最终使它们回到西方文明的轨道，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和平演变”的战略。“和平演变”成为当时苏联问题专家进行研究的理论基础。

尼克松的《1999：不战而胜》、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诞生与毁灭》以及基辛格的《一些意见：1982～1984言论和文章摘编》是当时最热门的作品，充分地体现了美国主流思想界的“和平演变”观点。

布热津斯基认为，“和平演变”的前提条件是改变苏联的意识形态，使其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了使演变过程逐步推进并带有和平性质，应该支持民众对共产主义进行消极的、隐秘的抵抗，同时还要积极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