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历史分析：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人才发展与国际问题研究

（一）新中国成立之前

在回顾与反思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时，国内学者中鲜有论及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情况的。有学者认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起步较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同步，但作为学科研究则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其标志是1963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文件。”^[1]其实，这一说法并不全面，因为在新中国建立前便有一批人研究国际问题。石磊先生曾指出：“建国以前，中国的仁人志士、爱国学者，特别是其中的先进分子，出于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关心，都十分重视对国际关系的观察和研究。当时研究的重点是列强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东方的侵略和中外关系领域，并出版了一些专著和资料汇编。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综合性杂志之一《东方杂志》设有专门的国际外交栏目。另外还有一些以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经济为主要内容的杂志，如《国文周报》、《世界知识》等。”他还认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也十分重视国际关系研究。《向导》、《群众》、《解放日报》、《解放周刊》、《新华日报》等一些党的报刊发表了大量国际问题社论、专论和文章。抗日战争时期还成立了“时事问题研究会”，出版了一批有关抗战的国内外形势丛书，国民党统治区对国际问题、特别是对东方国际关系的研究都达到了相当的深度。^[2]

李石生先生也指出：“解放前后上海《世界知识》社就有一些学者研究国际问题，如金仲华、钱俊瑞、刘思慕等。他们成立了国际关系学会，还出版了《战后国际新形势》、《论美苏关系》、《国际问题研究法》等论著。”^[3]

基于以上论述，大略可知，新中国成立以前国际问题研究队伍主要以北京、上海、南京和延安为根据地，他们主要隶属于国民政府的外交系统、大学系统、军队系统，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部分机构。也就是说，他们既可能是专业的研究人员，供职于大学和政府职能部门中，也可能是新闻机构中的相关从业人员。1949年后，部分研究人员去了台湾，部分人员留在大陆，他们对大陆或台湾的国际问题研究均产生了影响。如李石生先生提到的钱俊瑞等人于新中国成立前在上海做国际问题研究，钱先生后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做研究。从个人的角度讲，新中国成立前的研究对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研究及一些同行的研究是有影响的，至于具体的影响以及他的研究风格和旨趣的变化仍然有待研究和探讨。

通过检索与查阅中国国家图书馆的相关资料，我们不难发现，新中国成立以前国内国际问题研究成果并不少见。它们中不乏国际政治教材、国际问题专著，亦有编译与翻译作品，以及与外交部相关的各种资料、报告等，甚至还有国际问题研究的论文集、有关国际问题研究方法的书籍，以及与我国最近几年兴起的各种国际问题研究“黄皮书”类似的年度形势分析系列。其中专门论述国际问题方法论的书就有五本，而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学者只是出版了两本国际关系方法论的专著^[4]，两相对照，有些出人意料。这至少说明，首先，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队伍规模并不小，他们的学科背景也十分复杂，因为当时缺乏系统培训国际问题研究人才的机构，而且尚未建立国际关系学科；其次，在人才培训和知识继承方面，新中国成立前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断裂，尽管造成这种断裂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二）新中国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结束

在研讨新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时，我们往往以“文化大革命”结束作为一个节点。从1950～1978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为新中国成立后到50年代末，第二时期是60年代初到1969年左右，第三时期则是1970～1978年。

将新中国成立后到50年代末划为第一时期是因为，在党中央与政府的策划下，国内建立了以外交等为重点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与人才培养机构。

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可谓政权初定。新政权陆续与一些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亦增加了与国外的交往，这一形势要求大量的外交与国际事务的人才为之服务，创建一些国际问题研究机构成为当务之急。鉴于此，新中国建立后组建的中国人民大学一开始便成立了外交学系。显然，以一高校之外交学系培养与培训的人才远远不能满足外事人才与国际问题人才的需要。50年代初，中央决定以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为基础，于1955年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