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力资本积累与现代区域经济发展

1960年，西奥多·W.舒尔茨发表题为“论人力资本投资”，标志着现代人力资本理论体系的形成。舒尔茨基于对美国20世纪上半叶经济增长的分析发现，由于忽视了生产过程中人的因素，因而无法解释现实中产出增长率远远超出生产要素投入增长率的事实。他认为，研究经济增长，有必要将传统的资本概念中包括进人力资本的概念，而不是只考虑有形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远大于劳动和物质资本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20世纪80年代以卢卡斯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突破了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框架，将人力资本视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创立了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新经济增长模型。卢卡斯区分了人力资本的两种效应：“内在效应”和“外在效应”。前者是指增加人力资本的投资能使自身产生递增的收益；后者是指增加人力资本能使资本、劳动等其他要素产生递增的收益。这不但体现在使其他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出的增加上，还体现在使单位产出的投入成本下降上。因此，人力资本投资可以产生收益递增效应，不仅能使自身的收益递增，而且可以抵消土地、资本和劳动这些生产要素边际收益递减的影响，并能使这些非人力资本要素的收益递增，从而实现总的经济规模递增及国民收入的提高。

人力资本是通过教育投资而形成的，因此，国际上多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存量的度量方法。舒尔茨把积累在劳动者身上的教育投资量称为教育成本，这种教育成本是以知识存量和技能存量形式凝结在劳动者身上，并给劳动者带来一定的货币和非货币收益，形成一定量的人力资本。同时，他认为人力资本存量的大小，取决于为使劳动者获得这些资本而耗费的教育费用的多少，全社会的人力资本总量应是不同学历劳动者人数与各自不同学历的人均教育费用的乘积之和。舒尔茨按照这一思路，研究了美国1929～1957年的经济增长，得出教育在国民收入增长中的贡献率33%，投资的收益率在初等、中等、高等教育中，分别为35%、10%和11%，平均收益率为17%。而丹尼森在他1961年出版的《美国经济增长因素和我们面临的选择》一书中也运用自己的方法，对美国1929～1957年的经济增长因素作了分析，并进行了定量计算，十分清楚地指出由于教育投入而引起的国民收入增长占整个国民收入增长的35%。虽然两者在数值上不尽相同，但是两者都用一种新的教育投资分析方法，计量了教育投资增长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从而进一步肯定了教育投资对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这一结论有力地支持了舒尔茨的“人力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的观点。

人力资本理论成功地解释了“现代经济增长之谜”，其结论是：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现代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

西方学者大量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人力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积累，在保持经济持续增长中的重要基础性作用。例如，世界历史上三次成功的经济追赶分别是美国1871～1913年对英国的追赶、日本1953～1992年对美国的追赶，以及以韩国为代表的亚洲“四小龙”在20世纪后半期对欧洲的追赶。三次追赶分别花了43年、40年和30年的时间，是在短时期内实现经济迅速增长的典型代表。通过对三次追赶的研究，人们发现，在各国经济追赶的过程中，大力发展教育和科研、提高人力资本存量是各国共同的发展政策，并且作为政策重点来对待，其经济追赶时期都是人力资本加速追赶的时期。美国在1820年人均受教育年限相当于英国的87.5%，到1870年相当于英国的88.3%，然而到1913年则相当于英国的91.2%。1913年日本人均受教育年限相当于美国的68.2%，到1953年就达到美国的80.8%，随后大致保持在这一水平，1973年为美国的82.9%，1992年为美国的82.4%。韩国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90美元的时候，教育成就已经达到一个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200美元的国家应有的水平；当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07美元时，其人力资源发展水平已同一个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380美元的国家持平。^[1]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也有力地证明了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性。

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各地区经济呈全面增长之势，但从整体上看，我国区域经济差距仍呈扩大之势。从经济总量看，1980～2003年，东部地区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从50%增加到59%，上升9个百分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