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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与拉美地区组织 理论分析与历史回顾

    作者:张育媛 出版时间:2006年03月
    摘要:中国同拉美地区组织关系的加强,是基于双方面对变化了的世界各自的战略考虑。中国对拉美地区组织的参与还面临许多问题。例如,一些对话和合作机制停留在纸面上,缺乏实质性内容;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尚未形成全洲范围的合作,给中国建立同该地区的整体合作机制带来困难;中国同拉美地区性组织的关系受到美国因素的干扰,中国未能加入美洲开发银行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但无论怎样,中国同拉美的多边合作平台已经有了初步的构建,我们要做的就是进一步使其机制化,深化中拉合作。

    近年来,中拉关系呈现平稳发展的态势,经贸关系发展迅速,高层互访频繁。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积极参与拉美的地区组织,双方正在逐步构建多边合作平台。这既是中国多边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拉关系良好发展的体现。那么,中国与拉美地区组织的关系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历史发展过程?双方近年加强合作的战略考虑又是什么?本文拟从理论分析入手,对上述问题进行演绎分析。

    一 国际政治的变化与国际机制的发展

    在分析中国与拉美地区组织合作之前,重温国际政治发生的巨大变化是必要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分水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依然是国际政治的主要行为体,但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力有所下降,“主要国家逐步意识到,一个稳定的国际体系既取决于对私权的保护,也依赖可靠的足以维护公共利益的多边制度安排。”[1]作为这种国际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各种国际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逐渐形成全球规模,其活动范围也遍及国际社会各个领域,“通过国际组织进行的国际间互动过程,正迅速成为今日世界政治的一个更重要的特征。”[2]但此时的许多国际组织以美苏划线,国际组织成为东西方斗争的缩影。

    如果说在冷战时期国际机制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受制于两极格局的话,那么,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的变化赋予了国际机制新的价值。两极格局的瓦解使权力分散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又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全球公共问题,这些问题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虽然全球化过程相对于主权国家的存在还不够强大,人类群体依然保持基本的主权界限,但这种状况还是给国际机制带来了发展契机,活跃在特定问题领域的国家拥有只能通过合作才能实现的共同利益,国际机制在帮助国家实现共同利益中作用重大,正如国际政治学家基欧汉所说:“没有机制,合作将很少发生。”在此背景下,国际组织数目激增,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和影响也日益扩大,尤其是地区组织在解决地区冲突、发展地区经济中扮演着比以前更为重要的角色。有的拉美学者甚至指出:“在新的全球化的世界,作为国际体系主要行为者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正快速地被地区国家集团(region-states)取代。”[3]“国家行为集团化、国际组织社会化已成为时代特征。”[4]国家只有参与到这种多边机制中去,才能拓展自己的外交空间,在制度建设和管理的进程中扮演角色,并利用其规则追求更多的利益。

    二 拉美地区组织的发展及中国的参与

    拉美地区组织的发展历程与国际政治的变化十分密切,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这一阶段,拉美地区不仅成立了许多地区性的政治组织,还建立了一些经济合作组织,成为发展中国家进行区域经济合作的“先驱”。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方面,美国为加紧推行其全球扩张政策,迫切需要巩固和加强泛美体系,使拉美成为美国争霸世界的稳固后方;另一方面,第三世界迅速崛起,它们联合反帝反霸,拉美国家也不愿为美苏争夺所左右,加强地区内部的合作是摆脱美国控制、减少对美国依赖的重要途径,拉美国家成为第三世界南南合作的先锋。

    1948年,美国将泛美联盟改组为美洲国家组织,可以说这一组织是美国为实现其称霸世界的野心而建立的一个地区性政治军事组织。在成立之初,这一组织实质上成为美国借以干涉拉美内政的工具;1967年《修订美洲国家组织宪章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议定书》得以通过。在该议定书生效之后的第一次美洲国家组织大会上,拉美国家揭露和谴责美国一贯通过美洲国家组织来干涉、控制和欺负拉美国家的种种行径,在美洲国家组织内部美国霸权受到批评。1959年,在拉美国家的争取下,美洲国家组织建立了美洲开发银行。

    这一时期,拉美国家联合自强的努力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成立了一批地区性政治组织(如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组织、拉丁美洲议会、美洲区域工人组织、拉丁美洲工人工会团结常设代表大会、拉丁美洲工人中央工会等组织);二是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启动,地区和次地区经济合作组织纷纷建立。20世纪60年代,次地区经济合作蓬勃开展,中美洲共同市场、加勒比自由贸易区、拉普拉塔河流域组织和安第斯条约组织就是在那时诞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