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1月底，中日两国政府在江泽民主席访日时发表的《中日联合宣言》中宣布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本文拟就“中日伙伴关系”的背景及其实质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其未来趋势做一展望。

一 背景：两国关系的重新调整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日关系的内外环境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以此为背景，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共同确立的关于历史问题、台湾问题、和平友好的诸项原则频频受到日本一些势力的挑战，中日关系在迭起的政治摩擦中出现了滑坡局面。这些情况表明，冷战后中日关系进入了重新调整和重新定位阶段。细分起来，这一时期经历了如下几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89～1993年。这一时期，中国的外部环境相对恶劣，日本的大国志向得到增强。以这种基本上有利于日本方面的中日关系格局和“1955年体制”崩溃之前日本政局的稳定局面为背景，在日美离心、日本“脱美入亚”倾向以及参与“日美欧主导体制”的愿望驱使下，日本政府在这一时期尚能抵制来自保守右翼势力的压力，坚持1972年中日复交以来的对华政策，在对华关系上表现出积极、友好的姿态。这主要体现在：第一，日本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继续表示理解和支持，并在说服西方发达国家解除对华制裁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第二，日本政府与中方积极配合促成了天皇访华，中日关系的发展在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际出现了一个高潮。

第二阶段：1994～1996年。1994年以后，中日关系逐渐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中日间政治关系不够稳定、安全关系亟待改善、经济关系发展迅速、文化上相互不理解的矛盾日显突出。1994～1996年间，中日间围绕诸敏感问题的政治摩擦呈现出全面上升趋势。这些摩擦因素包括历史问题、台湾问题、日美安全同盟问题、钓鱼岛问题、经济援助问题，其中尤以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为最敏感问题。

第三阶段：1997年以后。1995～1996年间，中日两国之间存在的矛盾与问题比较集中地显现出来，政治摩擦接连发生。这种局面使中日两国决策层认识到改善相互关系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中日双方都意识到，仅靠强调友好关系的诸项原则显然已不足以适应变化了的国际环境和中日双边关系的现实，因此双方面临着如何为面向21世纪的中日关系进行定位的问题。

1997年正值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双方都把这一年视为改善相互关系的有利时机。这一年的9月4～7日桥本首相访华，11月11～16日李鹏总理访日。两国领导人互访成功，使中日关系开始走出政治摩擦低谷，为改善两国关系迈出了关键性一步。

1998年是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20周年。在这一年里，中日之间的高层往来和各领域的对话、交流与协商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4月21～26日，胡锦涛副主席访问了日本。中日安全对话也有了新进展，继1997年举行两次双边对话以后，中国国防部长迟浩田和日本防卫厅长官久间章生于2月和5月进行了互访。另外，8月8日和9日，高村外相访问了中国。这些高层往来都为中日关系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一系列高层互访和事务级磋商的基础上，江泽民主席于1998年11月25～30日对日本进行了访问。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标志着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6月克林顿总统访华成功，给这一年的中日关系带来了微妙的影响。克林顿访华在部分日本人中再次引发了被“越顶外交”冷落的危机意识。克林顿在访华途中没有在日本停留，使一些日本人感到美国的对日姿态从“敲打”（bashing）变为“绕行”（passing），日本在美国心目中变得“无足轻重”（nothing）。这种反应再次显露出了日本既不希望中美对抗，也不希望中美联姻的矛盾心理。在这一时期，日本有人还就所谓中国的“离间美日”策略大作文章，台湾当局和日本的亲台派也借机在台湾问题上反对小渊内阁就“三不政策”作出明确表态，力图给江主席访日设置障碍。

90年代中期，随着各大国之间纷纷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中日之间是否也要确立某种伙伴关系的问题便成为人们的关注焦点，在两国的专家、学者中出现了各类建议与主张。这场讨论的焦点，一是中日间要不要建立伙伴关系的问题，二是中日间应建立何种伙伴关系的问题。对此，日方出现了各种不同反应。有人认为，如果日中之间不建立某种伙伴关系框架，则显得日中关系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