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1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和《日本学刊》杂志社在京联合召开了“2000年日本形势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张蕴岭、副所长孙叔林、蒋立峰、高增杰、张进山及金熙德、张淑英、崔世广等研究人员，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陆国忠，北京外国问题研究会秘书长鲁义，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人员马俊威、刘军红以及军事科学院、世界知识杂志社的学者、记者等20余人出席了会议。《日本学刊》主编高增杰、副主编韩铁英主持会议。会议从国人最为关心的中日关系问题开始谈起，涉及了日本外交、内政、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现将与会学者的主要发言内容摘要整理如下。

张蕴岭：对中日关系发展的一点看法

中日关系具有双重特征，一方面双方关系大局稳定，另一方面又不断出现麻烦；一方面经济关系迅速发展，另一方面政治关系停滞不前；一方面交往大量增加，另一方面公众对对方的“认知”和“接受度”下降。拿经济关系来说，日本多年已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市场，中国是日本的第二大贸易市场，这种关系按说已经达到高度相互依存的程度，同时，日本对中国的投资数额巨大，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与投资有关的部分占有很大比例，这说明，经济间的关系已经深入到经济运行体制的内部。然而，为什么在经济关系不断加深的同时，会同时出现政治关系“冷淡”，安全关系“疏远”，公众“认知度”下降（表现为民意测验中“友好率”降低）呢？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我想，这要从对中日关系构成的一些基本因素认识。中日之间存在三个“基本障碍”：一是历史问题，二是安全问题，三是“心理认知”或者说是“国情认知”问题。历史问题主要体现在对历史评价与对历史问题的态度上，两国存在差别。当然，历史就是历史。发展两国关系，还是要着眼于未来，要能超越历史的障碍，不然，停留在对历史的争论上，就不往前走了。不过一些日本人连中国人提及历史都不愿意，或把提及历史和“压日本”联系起来，也使得中国人难于接受。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于，我们要有超越历史的战略远见才行。

安全问题主要是结构上的不平衡。冷战结束后，日本确立了靠加强日美联盟来保卫自己安全的政策，而在日美联盟的安全框架中，显然把对付中国的“不稳定因素”和“潜在威胁”作为一个重要目标，并且把台湾也纳入安全考虑的范围之中，这样，就使得中国对自己的安全担心增加。美国人老是要中国人回答一个问题：美日联盟是否有控制日本使中国受益的作用？中国人总是强调联盟对付中国的因素，而不愿直接给予肯定的答复，原因很简单，中国人担心更多的是可能对自己安全造成的威胁。在这样一种结构下，中日之间的安全对话就比较困难。我们没有办法要求美日联盟解散，但我们有理由强调自己的安全关注，中日之间应在美日联盟之外找到共同的安全利益和构架，不然，中日关系就难以搞好。

关于“认知度”，这里既有认识上的问题，也有实际发展上的差别所造成的“视角误差”。比如，如何在“一个大中国”和“一个强日本”之间找到认识平衡点；如何在一个所谓的“极权的中国”和“民主的日本”之间找到共同价值观；如何在“美日同盟对中国”这样一种不合理结构之外找到共同安全利益等等，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要解决这些问题并不容易，但要使中日关系得到发展就要以“战略高度”来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

朱镕基总理访问日本后，在日本出现了一些有利于中日关系发展的气氛，但是，这种气氛如果缺乏实际的推动，还会发生逆转。现在，有一个有利于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的机会，这就是中日共同推动东亚地区的合作，在地区合作中找到更多的平衡点、共同利益。能否抓住这个机遇，也非易事，但这毕竟是一个机会。

蒋立峰：中日关系将迎来新的发展时期

中日关系是我国对外关系的重要方面，与28年前中日邦交正常化时相比，在20世纪末中日关系已经获得巨大发展，两国的政治安全关系基本稳定，首脑互访和各领域、各层次对话发挥了重要作用，民间来往规模空前，尤其是经济技术合作已成为维系两国关系的牢固纽带和促进两国关系发展的巨大推动力，中日双方并且确立了在21世纪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目标。两国间围绕政治安全方面和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