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确立军国主义体制，每隔五至十年便要发动一场大规模对外侵略战争，有的日本右翼作家自傲地称之为“百年战争”。从多个世纪以来的世界范围观察，一个国家对外用兵频率之高，规模之大，确实当以日本为最。单就二战时期来说，日本军国主义开战最早，自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打到最后直到1945年“八一五”战败投降，跨越15个年头，远超过纳粹德国，战火烧红了东半球。探究个中原因，不能不看到法西斯主义与军国主义相结合的双重好战性质，更有其五花八门的法西斯扩张理论的作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扩张理论问题上，人们在关注以擅长理性著称的德国的时候，有忽略日本的倾向（这种忽略帮助了现今日本右翼翻新历史谬论）。殊不知日本的法西斯扩张理论无论其诡辩性、多样性、独特性与应用性，丝毫不逊于纳粹，它强化了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确立以来的对外侵略政策，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做了社会动员与理论准备。为此，本文吁请各位方家充分关注这一问题，并拟以北一辉、石原莞尔等重点人物为中心，做一些概要探讨。

一 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及其特征

对于日本扩张主义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天佑良机”。日本攫夺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殖民权益，接管了西太平洋德属诸群岛。无论殖民经济与军事力量，都在战中得到极度膨胀，成为仅次于美、英的世界强国，更是远东第一大国。但战后国际形势与国内问题结合，激化了各种矛盾，导致了法西斯主义在国内的兴起。

一战后日本国内问题，首先是频繁的社会动荡和经济危机。由战争需求带来的经济景气，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消退。日军入侵西伯利亚伤亡巨大，军费负担沉重。大量农村青年外流，田野劳力不足：由军国主义体制所支配的优先发展军事工业政策，加剧了原有半封建的农业体制缺陷与农村经济的凋敝状况。战后的工业生产陷入不景气。据统计，1921～1929年，法、德、美、日、英等五大国的年平均工业生产增长率，分别为9.4%、7.1%、4.3%、3%、1.7%。其中日本的增长率3%，低于同期的法、德、美，仅高于英国，其增长之缓慢亦为本国近代以来所少见。^[1]日本的国际处境变得十分不利。大战以其前所未有的残酷与伤亡，促成了世界各国反战和平运动、民主主义空前高涨。中国民族解放力量由国、共两党领导逐步壮大起来，亚洲其他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有新的发展。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确立，使日本在中国人民的反抗之外，又感受到美英的压力，在远东国际舞台上陷于孤立。

面对上述形势，首先受到冲击的是以军部为代表的军国主义势力，日本军部是在明治维新后的政治基础上，经过日清、日俄两大对外战争形成的势力集团。其政治影响力有如日本学者所说，是明治宪政的“权力核”或“权力中枢”^[2]，居于特殊的政治地位。军部势力有两大支柱，其一是以德国为模式，实施军政军令大权分立、统帅权独立的原则。“设置统帅权独立原则的目的之一，是旧有藩阀势力试图从对立的自由民权运动的政治影响中，把军队隔离出来。而今同一制度，则成了从藩阀势力中独立出来的军队，在政党攻势面前自我坚守的依据”^[3]。但其实质作用并不只是“自我坚守”，而是极大强化了军方政治地位，使“参谋本部部长的地位优于陆军大臣而与太政大臣并立”^[4]。其二是1900年5月山县有朋内阁修订陆海军省官职，明文限定陆海军大臣的现役武官专任制，1907年制定《军令》，明确有关统帅权事项只需军部大臣副署，而不用总理大臣副署。该制度使政党、政府对军权不得染指，军部却可以根据军方意志派员担任内阁大臣，直接操纵国家政务，掌握内阁的存亡。如大正初年，由陆军大臣上原勇作辞职，倒垮了军方不满意的西园寺内阁。

所以，在明治时代军国主义体制下，军部不止是防守，而是逐渐取得了对民主派政党、内阁政府的政治与组织上的优势。到大正初年，军方已经有了明确的自我意识，自称“军部”，而政党及各方反对派则斥责为“阀族”、“军阀”^[5]。其后经过不断的对外扩张战争，军部势力不断膨胀，最终形成为压倒内阁政府、完全支配日本政局的权势中心。

军部势力的崛起一直受到强力反弹。早在一战之前，军事权势集团同政党方面的矛盾冲突即已激化，加上中国辛亥革命影响，民主派政党在大正护宪运动中提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