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围绕着日本侵华历史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场论争并没有因为中日建交和中日友好条约的签订有所缓解，相反地却是年复一年地愈演愈烈，令人不解而堪忧。

战后的东京审判，已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罪恶历史做出了结论，对其战争罪犯做出了判决，并取得了世界人民的认可。当然，由于美国从其利己主义立场出发，并没有对日本军国主义进行彻底清算，以至于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尚在，阴魂不散。日本教科书事件就是这种社会环境中的产物。

从20世纪50年代起，日本教科书事件可说是三起三落了。最近这起，日本文科省竟然通过了日本右翼势力编写的从2002年起用的历史教科书。以前人们总认为日本社会上出现的历史翻案风是日本右翼势力煽动起来的，但这次教科书问题的发生，不能不考虑日本政府在这一事件中的作用了。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右翼编写的新历史教科书中被篡改的重要内容之一。“新”历史教科书，把九一八事变归结为关东军“独走”，推卸日本天皇及其政府在这一重大国际事件中的责任。“独走论”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从九一八事变起至今，日本历届政府都在千方百计地推卸对九一八事变应当承担的责任，已是路人皆知的事。当年九一八事变一发生，以“诚”为本的大和民族政府就声明：“中国军队破坏了南满铁路，袭击了我国军队。”一个月之后日本政府又发表第一次声明：“满洲事变完全是由于中国军宪的挑衅行为而引起的。”^[1]这一事变的真相，经国联调查团的调查，亦未能揭穿，直至日本战败东京审判之时，日本战犯仍隐瞒真相，坚持九一八事变当时日本制造的谎言，说什么“满洲事变发端于排日之极已至发展到爆破铁路的程度，关东军不得不自卫还击”^[2]。

历史无情，谎言终究会被揭穿。50年代，当年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少校参谋花谷正，吞吞吐吐地供出了“我们是如何计划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的部分真相。花谷正承认了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关东军一手策划发动的，从而揭穿了当年日本政府发表的声明是一派胡言。可是日本政府至今尚未对它在九一八事变当时发表的错误声明表示悔恨道歉，相反地却仍站在战前日本政府的错误立场上，用充满皇国史观的教科书，向日本青少年灌输军国主义思想毒汁。

日本政府及军部编造的九一八事变谎言被揭穿后，日本社会上又冒出了一个关东军“独走论”，并成了今天日本文科省批准的新历史教科书中记述九一八事变的一个重要观点，妄图以此论点推卸日本国家发动九一八事变，即侵华战争的罪责。

“独走论”在日本社会影响广泛。对此，我先后发表了《日本军部、内阁与九一八事变》、《中国政局与币原外交》、《宇垣一成与九一八事变》、《柳条湖事件与本庄繁》等文章，从各个角度批驳了“独走论”。上述论文已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在此无需赘述。现再做几点补充：

第一，“关东军司令官”同“朝鲜军司令官”、“台湾军司令官”一样，都是日本天皇亲自任命且直接统帅的高级军官，享有独自“紧急”处置，即先斩后奏之权。在日本向外扩张的大陆政策指导下，日军上上下下已形成了“独断迈往”的风气，只要宣扬“国威”、“军威”，只要能扩张在华势力，都可伺机出动，制造事端。因此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才得到“朝鲜军”的支援，日本内阁的批准，天皇的亲自接见嘉奖。

第二，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军政朝野都已形成分割中国独占东北的共识，并多次作为高官政见、内阁政策、日军行动准则而实施。早在清朝后期，日本驻华公使就提出日本内阁应将中国清朝分割为满洲、北清、中清、南清的分而治之的主张。中日甲午战争日本军事进攻路线重点是通过朝鲜进攻中国东北。日俄战争，就是这两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东北土地上进行的争夺东北之战。此次战后，伊藤博文与山县有朋关于占领中国东北的形式之争，就定下了日本独占中国东北的基调。日俄四次关于“满蒙”密约，是协调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步骤。大隈重信内阁提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第一号内容，清楚地供出了独占东北已是日本政府的国策。此后原敬内阁也好，若 内阁也罢，都把中国东北视为应属日本之土地。于是乎这期间“满洲是日本生命线”的叫嚷甚嚣尘上。在日本国民中已形成中国东北是日本必得之地的共识。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