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蒙邀请参加九一八事变国际学术讨论会，心里感到高兴。这种喜悦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当然是日本与中国的学者通过这次学术讨论会，可以加深对东亚的历史认识，并达成共识。第二个方面是基于日本研究者的特别处境。随着日本社会的右倾化，保守化，我们每有关于日本侵略战争的发言，便会受到种种威胁，诸如“解雇其大学教授职务！”“抗议文部科学省让解雇他”“非国民，他纳税吗？”“杀”等等。并不是害怕这些威胁，但面对这些，总会想到“与战前相比，日本社会不是基本没有变化吗”，心情会变得沉重。在日方研究者的研究与运动处于如此严峻的状况下，这次学术讨论会会给我们以勇气与鼓励吧。

此次学术讨论会是由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是历史学者。我专业不同，是医学精神病理学者。我研究的是战争、内乱及革命中人的精神危机。我想从精神病理学者的角度，来分析日本人否认近代对中国的侵略是出于怎样的精神状态？在今天又具有什么意义？

今天是九一八事变（日本称满洲事变或柳条湖事件）70周年。我于1944年3月底，出生在日本高知县，在受过美空军B29轰炸机袭击烧毁的小镇上生存下来，少年时代在战后和平宪法之下，受到了民主主义教育。

说是“战后民主主义”，但关于侵略中国的事实，却没进行过系统教育。例如，1948年出版的文部省著教科书《民主主义》（2册），就以很高的格调写着，民主主义不是作为政治体制生就的，而是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天天努力地去创造下去。而关于战争，却写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在柏林，据说有位日本人听到空袭警报，躲到防空洞内，经常听到躲在黑暗防空洞内的市民叫喊‘把挑起战争的希特勒处死！’但是，来到地上明处，要说那种话，就会突然被捕，所以大家都沉默了。”就这样，仅止于以德国为例，批判专制主义。因此，我仅仅一般性地听说了日军的暴行，却不知有南京大屠杀、屠杀新加坡的中国人、731细菌部队等。升入大学后才通过读书知道了日本对朝鲜、中国的侵略，以及在亚洲各地的残暴行为。

大多数日本人自己并不主动去了解战争。对他们来说，战争观是什么？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以下所云战争，暂定为15年战争，即指开始于1931年9月18日的柳条湖事件（满洲事变），经翌年的“满洲国建设”，到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日中开战）、同年12月13日占领南京、南京大屠杀，再到1941年12月8日对美英战争（太平洋战争），直至1945年8月15日战败期间的战争。

一 从“不由自主的战争”到“不得已的战争”

首先，多数日本人以“不由自主的战争”来辩解。

即，决不认为曾蔑视朝鲜、中国并对之行使武力是坏事，并忘记这样的过去，把战争看作是“天皇的战争”。士兵们被征入伍，就要默记《军人敕谕》中“听从长官命令，实为直接听从朕命”之语。

昭和天皇不仅肯定侵略满洲，宣布了对美英的战争，而且迫使260万以上的人阵亡、60万以上的民众死去，为维持天皇制，推延战败决策，又使冲绳民众陷入死境，广岛、长崎被炸。许多日本人认为，天皇不仅挑起了战争，而且杀了无数的人，有拖延停战的责任。但是，连战争第一责任人昭和天皇都不承担战争责任，主张民主主义的美国也免去了天皇的罪责，何况他自称“自己一介庶民，还有什么战争责任”。

2000年7月，金泽市的石川护国神社花1亿元立了一块“大东亚圣战大碑”，12米的巨大石碑上刻着这样的歌：“大东亚，光荣之战，成为照耀万世历史之镜。”越把光荣之战赞美成天皇的战争，就越认为自己是在天皇之下战斗的没有责任的人。拖延的悲惨使日本人有了受害意识，进而固定了由受害意识证实的“不由自主的战争”观。这很容易转化为满洲事变正当论，“为维护满蒙特殊权益可以保留自卫战争权”，进而与英美殖民主义对抗的“不得已的战争”，等等辩解。今天由“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发起的右翼运动，连“不由自主的战争”都弃在背后，而抬出了“不得已的战争”观。

二 战争记忆

那么，为何会出现上述辩解？以下就考察其前提条件，即日本人的战争记忆。

战时的记忆是歪斜的，因记忆的缺损而稀稀落落。

导致战争扩大的事件几乎都被虚假报道或隐而不报。因此，连直接当事人及最上层的决策者，都不充分了解全部经过。例如，《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