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4月3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对右翼和保守势力编写的，歪曲历史事实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教科书做出审查合格的审定意见，激起了包括中国、朝鲜、韩国在内的亚洲及世界各国舆论的谴责，日本国内也围绕教科书的采用开始了激烈的辩论和斗争。到8月15日，局势已经明朗：日本的学校选择使用这一历史教科书的比率只有0.03%，远远低于右翼和保守势力估计的10%的目标。但是，一方面我们不能对这样的结果盲目乐观，因为右翼和保守势力已经在重整旗鼓，准备4年后再次发起对教科书的攻击；另一方面，分析和批判这本教科书的一系列谬论，不能不结合日本教科书从战前、战中到战后的变化过程，不能不联系战后日本社会关于历史教科书多次发生的风波，不能不思考发生这一风波的深刻的社会原因。只有在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才可能对当前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实质有更深刻的认识。

一 战前和战争中的日本教科书

日本的近代教育是伴随明治维新开始的。但是，如明治维新具有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一样，日本近代教育的特征也是以“教育勅语”为核心的充满封建因素的天皇制的教育^[1]。

规定日本近代教育指导思想的是1890年颁布的明治天皇的所谓“教育勅语”。之所以颁布这一“教育勅语”，主要是为了维护和巩固明治维新后确立的天皇制以及天皇的统治地位，因此，“教育勅语”立足于以天皇为顶点的日本大家族的民族共同体的思想体系，即“家族国家观”，给日本人规定了必须无条件遵从的国民道德规范。“教育勅语”强调的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一旦有事发生，必须以义勇奉公的精神，保卫天地无限的皇运”，“在发生战争时，必须为天皇尽忠尽义，保卫国体”。也就是说，“教育勅语”是要日本人从学生时代起就把忠实于天皇，为天皇献身作为最高的道德精神。本来，明治政权建立后就要求全体日本人都应确立为天皇献身的道德精神，对军人有“军人勅谕”，对平民则有“教育勅语”。不过，日本的统治者清醒地意识到，贯彻“教育勅语”不能只限于理论层面上的探讨和研究，更重要的是应使之成为日本国民的普遍的意识和信念。而做到这一点，一是需要在教科书的内容中贯彻以天皇为统治核心的“皇国史观”教育；一是需要建立一整套教科书编写、发行和使用的原则。因此，“教育勅语”颁布后，日本政府逐渐加强了对教科书的“统则”，主要的标志就是实施“国定教科书”制度和推行“皇国史观”教育，这两点也构成战前和战争中日本教育的基本特征。

随着明治政府统治的加强，特别是“教育勅语”公布后加强“皇国史观”教育的需要，日本政府在1903年4月修改了“小学校令”，规定“文部省对于小学教科书拥有著作权”，这就是说，小说的教科书必须由文部省编写，而所有小学必须使用这种由文部省编写的教科书，不能再选择其他的教科书，因此也阻止了教科书的自由编写。这种由文部省代表国家编写的教科书就是所谓的“国定教科书”。学校只能使用“国定教科书”而别无选择的教科书制度就是“国定教科书”制度。1943年，日本中学的教科书也改为“国定教科书”。“国定教科书”制度是保证“教育勅语”的贯彻和日本政府向国民强制灌输“皇国史观”的重要的行政手段^[2]。

“皇国史观”的内容充斥于战前各种教科书中，而在“国定教科书”中体现得更为彻底。当时日本中小学校的“国定教科书”中主要是“修身”、“国语”和“历史”等课本。

“修身”课是日本战前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课程，是直接体现日本政府的意志和“教育勅语”精神的。所以，强调“皇室中心主义”的“修身”课国定教科书的编写最受重视。关于日本的历史，“修身”课本主要讲述天皇的世系，向学生灌输日本天皇是神（天照大神）的后代的思想，把传说中的人物神武天皇作为日本国的创建者加以宣扬，让学生们向其顶礼膜拜。于是，记载在日本古代的典籍《日本书纪》和《古事记》中的日本开国的神话传说，包括公元前660年的日本建国，都赫然地写入教科书，“神之国”的观念被强制性地灌输到日本的儿童中。当时的历史教科书第一章就是“天照大神”，说天照大神是光耀世界的太阳，高居天上，普济众生，是天皇祖先。接下去讲天后的世系，颂扬历代天皇的圣明和天皇治下的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