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史学界在关于九一八事变的研究中，对于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及其对满蒙政策的研究，已经相当广泛且深入了，但对于这一期间日本在中国华北地区实施的“华北谋略”，至今仍缺乏深入的研究^[1]。本文拟以日本档案文献为主，略述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的华北谋略。

一 事变前夕的华北谋略

自民国初年以来，日本因与北洋军阀的特殊关系，在中国华北地区实行过一系列政策和谋略，华北也因此成为日本仅次于满蒙的在华权益之地。北洋军阀垮台后，南京国民政府为统一华北地区，进行了不懈努力^[2]。日本则利用与北洋余孽的特殊关系，并发展华北地区反对蒋介石的新势力，进行了一系列谋略活动，构成其侵华行径的重要内容。

中原大战前夕，在阎锡山、冯玉祥策划联合反蒋的时候，土肥原贤二即在华北大肆活动，策动成立所谓“北洋派大同盟”，吸收原属北洋派的旧军阀参加，并以段祺瑞、吴佩孚为领袖，以反对国民党、反对蒋介石作为幌子，其目的在于制造华北的混乱局势，以便浑水摸鱼^[3]。

1930年4～10月的中原大战期间，日本因其在华北特别是平津地区有相当重大的利害关系，对此大战以及以阎锡山为首的北方政权的建立问题，颇为关注。9月16日，经过外务省大臣、次官及亚洲局长等圈阅的一份名为《对于北方政府的建立之我方态度的文件》，在分析了北方政府之不同于1927年的武汉政府与南京政府之后，表明了日本方面的态度是：“我方因在平津地区有相当重大的关系，此时对于成为该地区实权派的北方方面，采取不必要的冷淡态度实非上策。……对于今后因政局的变化而北方政府的基础进一步巩固强化之时的态度，则另当别论，此时则不必要因该政府整备外观而直接改变我方对北方方面的一贯态度。”^[4]这表明了日本方面热衷于北方反蒋派进行大战而对其建立政权则暂时慎重、有待观望的态度。由此开始，奠定了日本与华北反蒋势力特别是与阎锡山的特殊关系。

中原大战之后，与蒋介石关系密切、但与日本有宿怨的张学良入主华北且遥制东北，自然成为华北各反蒋势力以及日本的“眼中钉”。于是，利用华北各地方实力派对张学良的“反感”情绪，继续策动华北各势力进行反对张学良乃至反对蒋介石的活动，成为日本此后华北谋略的主要内容。

1931年3月，日本参谋本部派遣土肥原贤二到天津，设立特务机关。土肥原“企图利用石友三之乱，消灭张学良的势力，以便与华北同时一举解决满洲问题”^[5]。他与关东军搞的反张运动中有两颗主要棋子：一是1930年底蛰居大连的阎锡山，另一个是现在河南的石友三^[6]。

此时，反复无常但倾向反蒋的石右三，成为日本华北谋略的主要对象，这就是土肥原机关的“石友三工作”。但遗憾的是，关于此次“石友三工作”，日方的档案文献却少有记载。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的昭和战前期外务省记录中，也仅有一份编号为A.5.1.5.1-16-4、名为“帝国援石说”的相关文件，仅从其名称来看，当时日本官方也不承认它援助了石友三。而在前述《土肥原秘录》中，也并无具体而实质的工作内容。因此，所谓“石友三工作”的内幕，恐怕至今也难得其详。但从后来石与日本方面的密切关系来看，此次工作无疑奠定了基础。

在另一方面，为了配合此次“石友三工作”，日本又加紧对阎锡山进行工作。自中原大战失败后在大连隐居的阎锡山，这时也与日方商定，并派人与石友三、韩复榘联络，密定由石友三沿平汉线北攻张学良，韩复榘出山东，晋军及宋哲元部亦出兵策应，日本则进军东北抄张后路，并拟制了军事活动地图^[7]。在日军的怂恿和帮助下，阎锡山逃出大连，并乘日机于6月15日秘密回到山西；阎锡山还专程到天津，经由土肥原机关办理由日方供应武器事宜^[8]。

石友三此次在华北进行的以反张学良为名的反蒋活动，同时还受到了与南京国民政府对立的广东方面的支持，石也被任命为其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再加上韩复榘在山东的声援，踌躇满志的石友三于7月18日通电讨张，20日于顺德誓师后，沿平汉路北进。但由于阎锡山返晋后食言倒戈，而山东的韩复榘又自顾不暇，孤军冒进的石友三军受到蒋介石、张学良两军的南北夹击，众叛亲离，不出半月即告溃败^[9]。石友三军叛乱的失败，宣告了土肥原机关此次华北谋略的破产，土肥原本人也于8月18日被调任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