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日本的对华战略与东亚、西太平洋总战略之间的矛盾

欧洲大战的爆发，使日本顿时在总战略上落于被动。自1936年以来，日本一直预计欧洲大战将在1941年或1942年爆发。至1939年4月，日本陆军中央经过研究后仍认为，德、英、美将大致于1941年完成战备，其他强国也将随之如此，“因此，预想在1942年前后，将出现世界性的一大转机”，强调，对付这一国际转机的战争准备与对华战争并列，为日本“今日之二大任务”^[1]。因此，日本一面以各种手段从事对华战争，一厢情愿地希望在2至3年内迫使中国屈服；一面筹划届时得以与德、意呼应，北进或南进的战争物资储备。然而，欧洲大战出乎日本的预料，很快即爆发，这就致使日本在总战略上陷于混乱、被动，只得在一个时期对欧战取“不介入”方针。为适应国际局势的变化，日本企图对其战略态势逐步做大幅度调整，以在可以预料的欧战进一步剧变之时不致仍然无所作为。

在1939年初，日本陆军中央根据1942年前后世界大战将爆发的估计，提出至1942年底，要组成战时总兵力：地面65个师团、航空164个中队。在具体研究时，陆军省看到，要实现这个4年计划，需要集中十分庞大的资金，并估计第一年即需经费约18亿日元^[2]。为筹集这笔额外的经费，陆军省主张削减对华战费，并逐步减少驻华兵力。这一主张具体为：除满洲日军之外，至1940年底，驻华兵力减至70万人、1940年底50万人、1941年底以后40万人^[2]。6月，参谋本部与陆军省就此初步达成一致意见，并决定逐年扩大战争物资的储备；至1942年底，武器弹药可装备60个新师团、航空可新组180个中队^[3]。欧战爆发后，实施这一计划的迫切性突出起来，于是陆军省据此于11月正式向内阁提出1940年度陆军预算。

日本陆军中央的这个计划是根据战略常识提出来的。首先日本不能不承认在欧洲大战爆发之前解决“中国事变”，以后乘欧战之机，从容地决定北进或南进的企图已完全落空。而且重庆国民政府没有任何屈服的迹象，陆军主力分散在广泛地区，已失去大规模战略进攻的机动能力。长此以往，日本将无法在有利时机南进或北进，（大）东亚新秩序的战略目标也将随之归于空想。因此，陆军中央企图逐步减少驻华兵力，并将这些撤回兵员加以严格整编，以恢复可随时向“必要方面”大规模出动的军事弹性。^[4]第二，欧战爆发后，日本因在对华战争中战争力量投入过大，只得暂取“不介入欧战”的方针。但这一时期日本预计德、意不会落败，南进的有利时机终会到来。于是强调要大力扩充陆海军装备及各种战争物资的大量储备。陆军中央的前述4年军备计划就是企图构筑无论向何方进攻均必胜的军事战略态势。然而，如此庞大的军备计划需要相应的财政支持。陆军省于11月间向内阁提出的1940年度陆军预算为54亿日元，这个预算已将前述逐步减少驻华兵力的计划计算在内^[5]，而内阁却无法筹集如此庞大的资金，经竭力减少对工农业的投资，勉强筹集了48.9亿日元^[6]。这说明日本经过两年余的对华战争消耗，国力比以往更难胜任庞大的对外战略。

在诺门坎事件中，苏军以优势兵力和装备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日军第23师团几被全歼，关东军欲出动更多兵力对苏军施以报复，日本陆军中央则看到，不但兵力不允许，而且因对苏战备物资大都转向对华战争，对苏报复事实上不可能实施。受诺门坎惨败的刺激，日本陆军中央一时决意不惜削减在华兵力，全力实施新的军备扩充计划，并于11月20日就此上奏天皇。

侵华派遣军则看到，1939年内，根据军中央的长期战战略方针，在后方频繁实施治安肃正作战，在前方则发动了一系列有限攻势，均遭到中国军民的坚决抵抗。在武汉周围的几次较大规模的作战，日军仅攻占了南昌。而襄东作战和第一次长沙作战均未实施作战目的即被迫退回原驻地，因此认为军中央的长期战方针无法战败中国，主张转换战略方针，发动大规模攻势。11月14日，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向军中央提出《关于迅速解决日华事变的意见》，要求发动大规模攻势作战，消灭国民党中央军，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对迅速解决“中国事变”起决定性作用；接着，第11军又于12月10日向军中央提出题为“形势判断”的意见书，强调：“鉴于目前的形势，依靠谋略外交或小规模作战终究无法解决中国事变，若不发动大规模进攻作战，断不可能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