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经过长期准备和精心策划，悍然发动武装侵略中国的开端。在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过程中，关东军三名少壮派将校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起了急先锋的作用。本文就三名少壮派将校制造九一八事变的罪恶予以揭露，从中吸取历史教训，发展中日友好关系。

结成阴谋集团

花谷正于1928年8月，到东北旅顺，以少佐军衔任关东军参谋，后任职于关东军沈阳特务机关。过了两个月，石原莞尔也调到关东军，以中佐军衔任参谋，后兼作战主任。此后，到九一八事变前，花谷和石原交往密切。又过了7个月即1929年5月，板垣征四郎以大佐军衔，也前来就任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早在汉口担任日本“中支派遣队”参谋时，就与石原有亲密交往。这时正是河本大作大佐炸死张作霖之后，张学良主政东北，易帜服从南京中央政府。随着东三省民众反对日本侵华运动的发展，东北形势日益紧张。板垣等人都是极端的军国主义者，早已形成侵略中国东北的思想。石原等人认为：“有必要彻底研究炸死张作霖以后的情况，因为如此下去满洲问题也无法收拾，今后一旦发生事端，其结果将是充分地采取全面的军事行动。”^[1]他还认为：由于炸死张作霖事件，对张学良一派人来说，关东军已成为有杀父之仇的不共戴天之敌，那么满洲问题的解决将不可避免地只有行使武力^[2]。于是，他们对张学良政权的结论是：“进入张学良时代，如果满洲政权本身有组织地连续煽动排日行动，解决的办法就只能对满洲政权本身采取坚决的措施。”^[3]他们三人侵华欲望相投，都在旅顺任职，经常彼此交换对满蒙问题的看法。1929年7月，也就是新任关东军司令官到任之时，三人就当前满蒙问题进行了第一次热烈的讨论。石原提议：“利用旅顺安静的环境，从世界形势和满蒙现状出发，研究我们应采取态度和方法。”^[4]为此，每周一二次在偕行社聚会，彼此推心置腹坦率地交换意见，这样，三人就逐渐结成以他们为中心的秘密阴谋集团。经过多次磋商与密谋，至1931年春制订了满洲事变的概略计划。他们一致认为制造战争借口显系轻而易举，而问题在于处理善后难。由于吸取了炸死张作霖事件的教训，这次制订了周密计划。他们认为，那时炸死张作霖时机未成熟，只是杀掉了一个人，事后所采取的行动则一无所成。当时既与中央军部全然没有联系，又与毗邻的驻朝鲜日军也没有任何磋商；日本国民对满洲问题也很冷淡。总之，全国上下步调不一致。加之，既使用日本浪人，又使用中国游民，结果日军的阴谋全部败露。这次不要重犯过去的错误。满洲事变一经发动，必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动军队，一夜之间占领奉天（沈阳）；在列强干涉尚未介入之前，即应迅速占领预定地区。那时当然必须考虑来自政府和驻外外交官员方面的干扰，然而如果犹豫不决，必然一事无成。因此，那时有必要实际上置中央命令于不顾而加以强制推行。为了使关东军的行动得到支援，可求助于中央军部将校中的骨干分子，把他们拉到我们一边，引为同志，实行内应；还必须取得毗邻的驻朝鲜日军的适时增援。^[5]

板垣等人制订事变计划后，即着手各自联络与准备工作。他们阴谋策划“满洲事变”，需要大量活动经费。但是，当时关东军沈阳特务机关每年机密费只有2000日元，远远不够用。板垣、石原把筹措经费的任务交给了花谷。花谷又拜托参谋本部俄国班长桥本欣五郎中佐。通过河本大作、桥本欣五郎两人的说服，从中国课长重藤千秋的外甥藤田勇处借到10万日元，于1931年8月交给河本等人转交花谷^[6]。同时，板垣、石原等人三次邀请驻朝鲜日军参谋神田正种中佐去旅顺。板垣、石原殷勤招待，反复苦说：为了积极解决满蒙问题，把中央军部拉进来，无论如何必须得到朝鲜军的协助。神田表示同意。1931年6月，花谷为了和中央军部将校作大致的磋商，返回日本国内，会见了参谋本部中国班长根本博中佐与桥本欣五郎，同他们交换了意见。他们两人正热衷于国内改造。经磋商后一致的意见是，如果发动满洲事变，国内改造也容易进行。结果相约当年10月同时举行。^[7]8月，日本陆军部召开师团长会议，板垣跟随新任司令官本庄繁到东京；神田正种也是驻朝鲜日军司令官林铣十郎的随行人员。板垣同神田又进行了磋商，并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