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日本人的中国观，战前和战后，根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这里所说的中国观，一言以蔽之，就是日本人对中国人的侮蔑感情。在现在日本所有的中国观的根底上都潜在着这种意识。

这种中国观当然是历史所形成的。具体言之，是甲午战争后的产物。是甲午战争前对中国畏惧感的大反动。加之日本的近代化的成功，更促进了日本对西洋科学文明的崇拜，而确定了对落后的中国侮蔑感的加速进行。

日本的近代化和中国的近代化因为显出了历史的阶段的差距，其结果是固定化了对中国侮蔑感的观念，和正当化了对中国的侵略。

战前有很多的日本学者，发表了很多似是而非的中国论，加快了侵略战争。

侵略战争使日本国民的价值意识发生了混乱和低下，变成了道德的不感症患者。国民道德意识的低下，更使战争变为可能。在今天，日本人似乎仍然缺乏这种自觉。

在战前的对中国侮辱意识的脉络中产生了一种“中国非国论”的思想。代表这种思想的学者，如矢野仁一（京大教授）、内藤湖南（京大教授）、稻叶君山（陆军大学教官）等人都是。他们都是日本东洋史学界的权威。

本文把这几位东洋史学者的中国论，做一个简单和初步的探讨。

二 矢野仁一的中国非国论

中国非国论的思想，发端于1920年代，到了1930年代在日本对中国侵略战争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中国非国论是在1921年末由京大教授矢野仁一所唱起。矢野自1921年末到1922年9月，前后发表了4篇论文，大唱其中国非国论的主张。

第一论文：“支那无国境论”（1921年12月25日，《大阪朝日新闻》）；

第二论文：“西域·蒙古·满洲非中国固有领土论”（1922年新年号《外交时报》）；

第三论文：“中国非国论”（1922年4月15日《外交时报》）；

第四论文：“中国的国家及社会”（1922年9月号《太阳》）。

在第一论文里，矢野说：“中国不仅是没有国境，因没有国境的结果，也可以说就是不成为国家。”

在第二论文里，矢野说：“云水缥缈地带的边疆的满洲·蒙古·西域是假的国境，不是真的国境，也可以说就是不成为中国的领土。”九一八事变时，日本人一般认为东北地方是“无主之地”，这给日本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一个最大的理论根据。

在第三论文里，矢野说：“中国非放弃满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地域，则不能达成为国民国家和民族革命。”中国革命之排除满族政权是缺乏国民统一的原理。

在第四论文里，矢野说：“近代国民国家之最重要的属性之一是有确固的国境”，“军事力也是国民国家存立的最重要的条件”。以和平主义立国的中国不能达成统一的近代国民国家。

矢野的“中国非国论”和“满蒙非中国领土论”对田中义一首相的对满蒙积极根本策，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所谓“田中奏折”中，田中首相对矢野备极赞扬。田中说：“这所谓满蒙，历史上既不是中国领土，也不是中国特别区域。我国矢野博士努力于中国历史研究，认为满洲绝非中国领土，业经帝国大学公表于世界。我国矢野博士之研究发表极其正当。中国学者对帝国大学的立论，无可反论者也。”

矢野的“中国非国论”、“满蒙非中国论”，无疑地给1930年代之日本侵略中国做了论理上的根据。

三 内藤湖南的中国政治无能论

战前日本的东洋史学界代表学者内藤湖南（京都大学教授）的中国论更是值得注意的。内藤在1914年发表了《支那论》一书，1924年又发表了《新支那论》一书。

内藤在《支那论》一书中说：“中国应放弃中国周边的领土，仅保有中国本部就够了”；又说：“因为中国人缺乏国民国家的政治能力，日本人是不能默视英、美人的瓜分中国。”这种蔑视中国人的见解，不仅给史学界以莫大的影响，也暴露了内藤的帝国主义思想。内藤认为中国人缺乏造成国民国家的资质。

在《新支那论》一书中，内藤的中国非国论更显明了。

内藤在《新支那论》里强调的是“文化中心移动说”。他说“日本是东洋文化的中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势力”。接着他说日本和中国在政治上成为一体时，文化中心移到日本，“日本人在中国或在政治上的社会上活跃时，中国人一定不会感到不可思议的”。“其现状是日本的经济进出不过是日本国民在中国经济界的运动而已。日本的经济运动，对中国民族之将来的生命的延续，实有莫大的效果。要阻止这种运动，中国民族必将衰死。从这种大使命观点来说，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