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宝山事件以及由它引起的朝鲜排华惨案，是70年前发生在中朝两大民族间的不幸事件。这种不幸事件，归根到底，是日本帝国主义者蓄意制造的。对此，水村先生和笔者已往著述中均有充分揭露。本文的目的是力图从更深更广的历史层面上去揭示发生这种不幸事件的缘由，并从中引出可资借鉴的教训来。

〔A〕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合编《万宝山事件》，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

〔B〕辽宁省档案馆，日本侵华档案（万宝山案专卷）。

〔C〕吉林省档案馆，万宝山案（专卷）。

〔D〕辽宁省档案馆，万宝山事件交涉（专卷）。

〔E〕辽宁省档案馆，奉天交涉署档案。

〔F〕中央档案馆，中共满洲省委档案。

〔G〕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九一八事变档案。

一

1931年6月至9月，在中日双方针对万宝山案的所谓“地方交涉”中，在双方撤警的协议达成以后，争议的焦点集中在“入境韩民”是否必须退出现地的问题上。中方代表，外交部驻吉林特派员钟毓表示：“万宝山既非鲜民垦居区域，非法入境，自不能容留。”^[1]并进一步指出：“万宝山案已成重大问题。现在我国舆论沸腾，且朝鲜惨杀华人皆因捏造万宝山空气所致，现在焉能再令鲜人居住？”^[2]日方代表，驻吉日总领事石射猪太郎则声称：“本人以鲜人居住为前提”^[3]，“此即主义问题”^[4]，“万案之意义与日政府今后之对鲜政策有关，是以敝政府极为重视”^[5]。双方各持己见，争持不下，使谈判陷入僵局。

为了弄清日本对朝鲜移民问题究竟抱有何种“主义”，实行何种“政策”，以及这种“主义”和“政策”是怎样将中国政府逼到无法继续让步的“绝岸”的，有必要追溯韩民越境垦居的历史。

中朝两国是山水相连的近邻，自古以来就有相互朝聘，贸易方面频繁往来。清朝开国，朝鲜列为藩属。据载当时朝鲜国正贡每岁一至，贡道均由新义州渡鸭绿江而抵凤凰城。民间边境贸易在鸭绿江对岸中江镇等地举行，“每岁春秋两市”，交易而返^[6]。至于双方边民越境垦居的事，则在严禁之列。特别是中国与朝鲜接壤的吉林、奉天东部地区，因被朝廷视为“龙兴之地”，大都封禁流民入境，更不用说垦居。尽管如此，少数朝鲜贫民为生计所迫，偷越边境来东北谋食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其中以乾隆五十年（1785）和同治九年（1870）朝鲜两次灾荒期间越境谋食者为最多^[7]。据载同治九年因咸北大雹灾而渡江越境的朝鲜贫民，为乞食谋生，不惜卖妻鬻子，在珲春一带竟有“以斗米易韩民一子一女者”^[8]。不过当时越境韩民大都不肯久留，有家室者不到一年便重返故里，极少数孤苦无告者无力返乡，或为人奴仆，或认中国人为义父义母寄食度日，留在现地垦居的现象尚未发生。

光绪元年（1875）国人开禁放荒的呼声日见强烈，朝廷下令各省招垦荒地。同年11月，盛京将军崇实奏准将大东沟一带熟地升科，无论旗民凡领地开垦者一律编甲起征。此例一开，吉东敦化等地竞相仿效。此时朝廷虽未明令允许韩民入境领荒，但在招垦荒地的大气候下，对越境垦居韩民的限制已不如前严格。地方协领每年照例派兵到各地巡视一番，发现韩民垦田构舍者也加以平毁，但不特别加以追究。尤其朝鲜茂山对岸外六道沟一带，因距珲春稍远，巡查很少光顾，这样就给越境韩民“冒禁盗垦”留下了可乘之隙，迫于生计而私自越境垦居的韩民越来越多。

鉴于边境地区越垦韩民日多而又缺乏管理，光绪七年（1881）朝廷命吉林将军铭安、太仆寺卿吴大澂办理图们江东北岸荒地开垦事宜，决定对越境占种吉林边地的韩民“务从宽大，不究既往”，照中国垦民一律对待，准其领照纳租，并派员详细勘察，查明户籍，分归新设的珲春招垦总局及敦化县署管辖。光绪十一年（1885），设越垦局于珲春城西南和龙峪，划图们江北长700华里，宽四五十华里之地为韩民垦居区域。光绪十六年清廷派员清丈韩民越垦地亩，准其照章纳租，归中国版籍。在垦居区内设四大堡三十九社。光绪二十年（1894）越垦局改为抚垦局。于是，韩民越境垦居不但有指定区域，有专司机构，而且有了特殊优待政策，完全合法化了。

应该指出的是：这期间朝鲜统治者对流民出境垦居也曾有禁绝的设想。光绪八年（1882）韩皇经礼部转呈奏文内称：“敝邦愚民冒禁踰犯，私自垦种，幸蒙字小不豫惩责，俾令内附。惟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