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在《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1期发表的论文《二次大战期间日本使用中国强制劳工人数初考》（以下简称《中国强制劳工人数初考》）中，对日本在战争期间使用中国强制劳工总数做了初步考证。此文成文于2000年夏秋，至今又过了近一年，我们对国内所存日伪在战争中统制掠夺强制劳工、特别是华北劳工的档案文献又做了全面深入的发掘、整理与研究。经过这些工作，使我们对上述论文论及的问题与数字，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更充实的证据。在此，我们将依据新充实的档案文献对日本在华北沦陷区掠夺统制强制劳工的若干问题与数字做进一步专题考证，以充实上文论证。

一 日本在华北劳务掠夺统制体系考

关于日本在华北的劳务掠夺统制体系，本人在1999年《民国档案》第4期发表的论文《关于日本在华北的劳务统制若干问题研究》中，曾对其公开的机关——华北劳工协会的组织机构做过系统阐述，对该协会的性质及幕后的权力决策机关如某地区的“劳务统制委员会”做过初步揭示与探讨。但因当时（该文成文于1998年夏秋）国内发掘与公布的劳工档案文献颇少，故对日本在华北劳务掠夺统制的主体——其幕后权力决策体系实际上并不清楚。

使我们了解日本在华北掠夺统制强制劳工机构内幕的是兴亚院华北连络部劳务室1940年底编写的《华北劳动问题概说》和日本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1943年10月的一份“极密”调查报告《事变后的华北经济概要与矿工业及劳动事情》。前者兴亚院华北连络部劳务室是1940年9月设立^[1]，作为日本在华北劳务掠夺统制政策与计划的决策机关之一，为担当这一重任，故成立伊始即组织各方调查力量对1940年底前日本在华北的劳务掠夺统制工作做一全面调查和总结，撰成此书，以作今后决策之用。故其提供的1940年底前的日本华北劳务工作情报是比较全面可信的。后者“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由日本华北开发公司调查室与满铁华北经济调查所联合组成，是专门给日本华北方面军提供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专题研究情报的情报机关^[2]。日本在华北的劳务掠夺统制体系到1943年底基本健全和确立，故该所在1943年10月所提供的华北劳务掠夺统制体系形成的情报也比较全面和可信。

这两份文件均证明华北劳工协会日人理事川井正久1942年11月在《华北劳动时报》第1期上发表的论述，“日本在华北的劳务统制主体，在中央是华北方面军与兴亚院华北连络部，在地方是各级华北军特务机关及其主持下的‘劳务统制委员会’”，华北劳工协会只是代上述机关办理具体事务的执行机关是确实的^[3]。

两份文件告诉我们，日本在华北劳务掠夺统制体系的形成与确立，在七七事变后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即：1941年7月华北劳工协会成立前的部分统制与骗招劳工阶段和华北劳工协会成立后的全面统制与强征劳工阶段。

在第一阶段（1937年7月7日至1941年7月8日），由于华北占领区初建，1940年前日本在华北的战争经济尚处于恢复和初建时期，对劳力需求不大。因战争和水患形成的大批华北难民和失业劳力主要是向满洲和蒙疆输出。赴满洲劳工的募集，主要由满洲劳动统制委员会派遣的大东公司和满洲劳工协会驻华北各地办事处先后负责招募、审查、发放身份证、劳工证，并负责押运输送。由于招募劳工数字巨大，他们也须委托华北当地私营劳务公司代为募集。为抑制在华北蜂拥而起的众多日伪私营劳务公司为赢利而哄抬募集费用，降低募集质量，在日本华北方面军指使下，1938年6月起，在北京、天津、河北保定、河南开封日人控制的新民会里陆续设置了劳工协会，利用新民会的组织网络，协助大东公司在上述4省、市骗招劳工输往满洲^[4]。1939年7月蒙疆设立了劳动统制委员会，也开始从华北骗招劳工输往蒙疆。又由华北方面军主持，使新民会总部与蒙疆联合委员会签订了《关于蒙疆华北劳工分配协定》，规定输往蒙疆的华北劳工一律由新民会劳工协会负责招募、审查、发放劳工证^[5]。在山东，1938年10月华北方面军指令济南陆军特务机关主持设立了山东劳务公司负责对全省劳工的骗招、分配和协助输往满洲事项。但青岛特别市比较特殊，不但日侨多、日资企业集中，需劳力多，且又是山东劳工输往满洲的主要港口。但青岛地区不光受日本陆军华北方面军管辖，还受日本海军节制。为了调整青岛本地所需劳工与对外输出劳工的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