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侵华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实现其吞并中国、争霸世界的狂妄计划，公然违抗国际公法，在中国的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及南洋地区，相继秘密地建立5支细菌战部队，大量生产细菌武器，进行灭绝人性的细菌战，犯下了罄竹难书的反人类的战争罪。日军北支（甲）第1855部队，其总部设在北平（今北京）城内，其分部遍布华北各地，它建立较早，是继第731部队之后在中国建立的第二支细菌战部队。

由于日军将细菌战列入“绝密性的军事行动”，战后，美国为了获取日本细菌战的资料，与细菌战头子石井四郎达成秘密交易，使日本细菌战犯逃避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这一“历史上被隐瞒的篇章”及其内幕，经过整整半个世纪才被揭露出来。1991年，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在沈阳召开纪念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中外学者愤怒声讨日军在中国战场进行细菌战的罪行，并提出了追索“损失赔偿”的问题。日军的细菌战成为中外学者和民众关注的一个热点。中央档案馆等单位合编的《细菌战与毒气战》，韩晓的《日军七三一部队罪行见证》，骆力龙的《细菌战——血写的历史不能忘》，沙东迅的《侵华日军在粤进行细菌战之研究》，郭成周、廖应昌的《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一批有分量的资料、专著和论文相继出版，比较深刻地揭露了侵华日军第731部队、“荣”字第1644部队、“波”字第8604部队进行细菌战的罪行。但目前北支（甲）第1855细菌战部队的有关史料尚有不少空白，也未见专门论著。因此，本文拟依据档案史料，对华北北支（甲）第1855细菌战部队的罪行及其特点，作一比较系统的考察。

一 隐蔽在北京城内的细菌战基地

细菌（生物）战是指使用细菌（生物）武器用于战争的行为。细菌（生物）武器是一种利用细菌（生物）病毒作战剂的大规模杀伤武器。因此，禁止使用细菌（生物）武器，早已成为1925年日内瓦国际公约的基本原则之一。

日本的细菌战部队是披着“卫生防疫”外衣的特种部队，它担负着日军的防疫给水和进行细菌战的双重任务。华北北支（甲）第1855防疫给水——细菌战部队，是日军1937年七七事变后迅即着手，并于1938年建立的，是隐蔽在北京城内的一个庞大的细菌战基地。

日本使用细菌战蓄谋已久。1918年日本即开始研究细菌战。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召开东方会议，制订了吞并中国，进兵南洋，争霸世界的狂妄计划。但是，遇到了缺乏资源和兵力不足的困难。因此，京都卫戍医院军医大尉石井四郎提出的“只能依靠细菌战”的谋略，得到了日本政府的赏识和支持。1928年4月，石井四郎被派往欧美等地考察细菌战问题，先后考察了意大利、德国、法国、苏联、美国等25个国家和地区。1930年春，他回国后，声称：“各强大国家都在准备进行细菌战工作，日本若不进行此种准备，那它在将来战争时就必然会遇到严重的困难。”^[1]并提出“帝国应立即在‘无住宅区’建立起实验中心”^[2]。当年即在京都田丁陆军军医学校建立了细菌战研究室，对外称“防疫研究室”，由石井四郎领导，并研究成功了用于自身防疫的石井式滤水净化器和大量生产细菌战剂的石井式细菌培养箱，具有了使用细菌战的能力。九一八事变后，日军陆军部于1933年批准石井四郎的要求，在我国东北黑龙江省五常县背荫河地区建立细菌战剂工厂、人体试验室和靶场及监狱等。1936年，日本天皇下达敕令同意将上述细菌战基地迁往哈尔滨市郊平房镇并予扩建，同时在长春兴建对牲畜和农作物进行细菌战的研究所，并给予充裕的经费、人才等优越条件。到七七事变前夕，日军细菌战已经过6年充分准备，石井四郎说：“细菌武器是关东军手中异常厉害的武器，其效能已在实验室内及用活人实验的方法检查过了。”^[3]

七七事变后，日本急于征服中国，但是第731部队的细菌武器尚不能满足日军大规模细菌战的需要。因此，日军迅速占领了北平（北京）城内天坛公园西门南侧的原国民党中央防疫处，在原有设施和设备的基础上，立即筹建第二个细菌战基地——“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隶属于刚刚成立的日本陆军参谋部第九技术研究所（登户研究所）和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部直辖之下，并由石井四郎担任技术指导。据《井本日记》记载，“14年（1939年）秋，耗资21万日元，置办细菌武器的研究设施等，现已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