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日本一部分顽固坚持军国主义立场的右翼势力，为了达到否定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目的，制造了种种奇谈怪论，竭尽颠倒黑白之能事。其中，认为中国方面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随意变化”，便成了他们进行翻案活动的重要依据。他们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出版著作，一次次祭起这个“法宝”。1984年，日本拓殖大学讲师田中正明在《“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中，一口气列举了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等地15种书报、资料中30万人、42万人、20万人、几十万人、10万人、30万～40万人等6种不同的数字，认为它们“如同恶性肿瘤般地不断出现，而且开始不受约束，随意变化”^[1]。1998年，日本亚细亚大学东中野修道教授在《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一书中，专门列出一章，列举中外军事法庭在不同阶段、不同场合提出过的不完全相同的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指责法庭“判决的内容”“不停地变化”，“不管其（按：指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具体数字多少，只要能够对有关责任人员进行处刑，也就达到他们的目的”^[2]。同年，日本退休职员松村俊夫在《南京大屠杀大疑问》一书中，也列举中国方面关于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曾经出现过10万人、20万人、30万人、40万人和50万人等不同说法，诬称其为“将死亡人数进行夸大”，“想要多少就有多少”，使得“有疑问的文件全都成了判决的根据”^[3]。上述日本右翼势力代表人物的谬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均抓住南京大屠杀死难人数的认定问题，大做文章，将事实诬陷为“谎言”，将谎言捏造为“事实”。

本文拟针对日本右翼势力的这一无端责难，通过全面回顾对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认定的历史进程，论述其在各个历史阶段的表现特点，以维护史实，戳穿谎言，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

30年代：各自叙述，原始认定

自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前后，攻击南京的日军便在南京及其近郊开始有计划、有预谋的大规模屠杀。这种屠杀，少至一二人、三五人、十余人，多至数千人、数万人。古城南京，一时血流成河，尸塞街巷。差不多与日军屠杀暴行同步，其暴行的消息以及被屠杀的人数，便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到国内外，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与震惊。对于被屠杀人数的估计，不外三种情况：

一是曾经避难于南京城内的难民和放下武器的军人，根据自己耳闻目睹的事实，做出的估计。某文化机关职员李克痕，在沦陷后的南京住了5个月，于1938年6月逃出南京后，发表《沦京五月记》，内称：“据统计，到五月初，由红十字会掩埋尸身二十七万。”（按：此说可能是将所有埋尸活动都记在了“红十字会”项下）^[4]军医蒋公谷在南京城陷后，逗留城内两个半月，有《陷京三月记》之作，文曰：至1938年2月13日，被日军惨杀的难民尸体，为慈善团体埋葬“编号登记的已有十二万具了”^[5]。原南京守军营长郭歧，曾于城陷后躲入难民区3个月之久。他逃离南京后，将见闻写成《陷都血泪录》，在1938年8月连载于西安《西京平报》。郭歧在文中慨叹：“十余万可怜的同胞皆作了机枪下的鬼。”^[6]

二是中国新闻记者根据寻访所得资料，做出的估计。其中：中央社记者经向1938年2月初逃离南京的难民寻访，报道“两阅月间，我市民被屠杀者约有八万人之多”^[7]。据记者范式之估计，南京自失陷三月以来，“被屠杀者，至少在十万以上”^[8]。另一位中央社记者根据1938年5月对难民的寻访，也做出与范氏大致相同的估计。该记者在报道中称：“计自去年十二月十三日起，至今年三月底离南京时止，留京同胞之被惨杀者不下十万人。”^[9]

三是留在南京的外国传教士和外侨根据自己的见闻做出的估计。美国《每日电讯报》于1月下旬报道称：“一位传教士估计南京一地被杀害的人数达2万。”^[10]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则在其名著《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中，引用一位外侨于1938年1月10日写成的书信资料称，“实则据掩埋的统计，尸体共达四万县”^[11]。

纵观30年代中外人士对南京大屠杀死难人数的认定，多来自留城难民与外侨的个人叙述，对死难人数的计算，带有原始的、直观的性质。其特点是：数字多样，差距悬殊，渠道多元。其估算人数少至2万人，多至27万人，中有4万人、8万人、10万人、12万人等多种表述。应当承认，这些来自不同身份、不同国别的人士所叙述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