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和伪满洲国的建立，为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地区进一步推行鸦片毒品侵略铺平了道路。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植的伪满洲国成立，次年3月初，关东军出兵侵占热河省，从而完成了伪满洲国与华北接壤的“边界”，并立即在整个热河地区鼓励种植鸦片。日本通过日俄战争取得了“关东州”的管制权之后，便开始派毒品贩子深入到热河贩卖吗啡、海洛因，以后又利用热河产的鸦片秘制上述毒品，更深入到东北及华北各地区贩卖。据说这是为了筹集“先锋浪人”潜入中国东北及内蒙地区收集情报的财政需要。因此，热河被迅速占领并划入伪满建制，这也是日本军国主义有计划地对中国发动全面鸦片毒品入侵的谋略之一。在“九一八”国耻纪念70周年的时候，让我们以史实来揭露日本在这一地区的鸦片战争罪行。

一 鸦片专卖制的确立

在占领区推行鸦片毒品专卖制，鼓励种植和自由贩卖毒品，这是日本政府从20世纪初推行的海外扩张政策之一。甲午战后，1896年日本首先在中国台湾省实行鸦片毒品专卖制。日俄战后又在“关东州”（即辽东半岛）和后来的青岛推行这项政策。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年，伪满洲国代理总务厅长官驹井德三发表谈话称：鸦片是满洲人民所嗜好的东西，也是政府所需要的，政府允许人民领取执照栽培罂粟，领取鸦片吸食证，公开吸烟。鸦片由政府专卖，预定1933年实行^[1]。与此同时，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则致电陆军相称：“满洲国”的财政遇到很大困难……时所估计的收入6000万元数……满洲全年预算实际支出需9000万元，除非加速海关收入和鸦片收入^[2]。这里，驹井德三所称的“政府需要”，就是小矶国昭所称的财政上的需要。由此看，从伪满洲国成立起，侵华日军便明确提出了以牟取鸦片毒品的暴利来解决财政困难（即战争经费）的总思路。

为此，稍后该参谋长又和伪满总务厅长官阪谷希一、财政部总务司长星野植树等人策划，决定紧急调日本神户税务局长难波经一前来满洲主持鸦片专卖事务。难波于1932年4～5月间来到长春上任。因当时东北鸦片数量不足，难波便秘密前往天津，从日租界购得50万两，又在东北各地搜购20万两，一共70万两鸦片，以作为开展满洲鸦片专卖的基础^[3]。1932年9月，伪满开始公布《暂行鸦片收购法》，以图进一步收购民间鸦片，11月3日公布《鸦片专卖署官制》，任命姜恩之（中国人）为伪满鸦片专卖署署长，难波经一任副署长（掌握实权）。全满最初设立32个分署。11月30日公布《满洲鸦片法》，该法名义上禁止鸦片，不准吸食和种植，但却有允许种植和吸食的条款。同日公布《鸦片法实施令》，对鸦片的种植、制作、贩卖等项做出具体明确规定。1933年1月11日，正式宣布推行鸦片专卖制，由各级鸦片专卖署主管鸦片经营事务。

当时，伪满财政部还公布了“批发鸦片人之贩卖区域表”，表中规定了10个重点城市，每个批发区包括几个县。最少的辽阳区包括6个县，最多的滨江二区包括44个县。这是当时鸦片毒品指定贩卖的地区，同时也是种植区。因当时热河还未被占领，所以未包括在批发区当中。日军当时正着手组建“热河鸦片工作班子”。于是在1933年2月，当关东军出兵热河省的时候，由日本人岛崎庸一（后任滨江省警察厅长官）率领的“热河鸦片5人工作班子”便受命同行^[4]，并于3月6日和关东军同时进入承德市。3月8日，该工作班子召见原热河省禁烟局的投靠人员，接管该机构及全部业务，并以“满洲鸦片专卖总署承德办事处”名义开始工作。

该机构首先制定《热河鸦片种植简章》，编制《热河禁烟特税方案》和《1933年热河鸦片紧急预算》等文件，为大量种植鸦片提供法律保护。不久该机构改称“热河鸦片专卖指导局”，各县、市、旗长兼任指导局分局局长，各县、市、旗警务局局长任副局长，各县、市、旗公署及警务局成员为成员。最后，以此为基础正式组成“热河省鸦片专卖署”，对热河的鸦片毒品实行专卖统制^[5]。

热河鸦片专卖署成立前，1933年4月，关东军参谋长致电热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称：要力图使热河专卖署完成全满洲90%鸦片税收的目标^[6]。由此可以看出热河鸦片种植面积、产量及贩卖、吸食等在满洲鸦片毒品中的地位。满洲鸦片专卖官制中一般省设省署，直接指导各省，但热河省在省、县之间特设6个分署、局：承德、平泉、赤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