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其后国民政府及其下属各机构自南京西迁，此前的全国统一的中央电影检查制度由此而无法在沦陷区实行。电影既具有广泛之社会影响，日本军国主义自然也要加以利用，以为其侵略扩张服务。他们扶植的沦陷区伪政权先后实行了自己的一套电影检查制度。本文拟对沦陷区伪政权的电影检查体制及其实行情况进行初步的梳理与叙述，以使人们认识日本军国主义利用电影侵略中国的企图，并可利于学术界今后再深入地研究沦陷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及其演变^[1]。

一 日本对华电影侵略政策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政权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其后扶植成立了伪满洲国，在东北实行严酷的殖民统治。1937年，日本又发动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并占领了华北、华中、华南的大片地区，先后扶植成立了北京“临时政府”、南京“维新政府”和汪精卫政府等伪政权，企图进一步鲸吞全中国。在日本占领区，也就是中国沦陷区，为了压制中国人民的反抗意识，软化中国人民的独立精神，奴化中国人民的思想感情，日本实行了高压与“怀柔”相结合的思想文化统制政策，并视不同地区、不同环境而交替实行不同的高压或“怀柔”政策。作为新兴大众艺术并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电影，自然也成为日本对中国文化侵略“国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日本军国主义政权一向重视电影的宣传鼓动作用，在日本国内对电影实行严格的检查制度，扼杀一切他们认为不利于日本军国主义统治的电影题材、内容与表现手法。曾任日本电影检查当局主任检查官的馆林三喜男承认：“我们这些人，从电影行政的角度出发，对于艺术性这个问题倒是采取概不过问的态度。国家不需要的东西，即使是‘艺术’也决不理睬。”这段话再明白不过地表达了日本电影检查的目的与实质。就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同时，1937年8月，日本内务大臣要求各电影公司，“在鼓舞国民发扬舍身报国的传统精神方面大大地出一把力”，“确切地阐明这次事变的根本原因，我国出兵的意义和目的，以及帝国官民的决心”。日本右翼作家林房雄更是公开表示，现在是“自觉地成为天皇的御用作家、御用导演和御用演员的时候了”^[2]。这样，电影实际被绑在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与扩张的战车上，成为其对外侵略与扩张的工具之一。战后，有日本学者认为：“法西斯政府和军阀无孔不入地全面地统制了电影，正如陆军报道部当时公开宣传的那样，‘电影是武器’，它们用这个武器来向日本人民宣传侵略和仇恨。”^[3]毫无疑问，日本法西斯政府和军阀，也在用电影作为“武器”，为他们对中国的侵略服务。抗战时期沦陷区的电影检查，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生的。

日本侵略中国的手段之一，是扶植伪政权，“以华治华”，用以软化和消解沦陷区中国人民的反抗意识。在文化政策方面，汪精卫政权成立前，1939年12月，日方和汪精卫代表商谈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录和秘密谅解事项中规定：“日满华三国对文化的融合、创造与发展须予协力”；“关于思想、教育、宣传、文化事业和警察，日、华紧密联系和合作”^[4]。汪伪政权成立后，又于1940年11月30日与日本签订了《中日间基本关系条约》，重申双方“关于文化之融合、创造及发展应紧密协力”^[5]。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又将电影绑在“大东亚战争”的战车上，要求电影为“大东亚共存共荣”、宣传日本侵略是“解放东亚”服务。1943年6月10日，汪伪政权公布了《战时文化宣传政策基本纲要》，鼓吹“中国与日本为生死与共，中日在东亚为共存共荣，其间共同之命运有不容逆转之自然关系，应普遍此认识，并纠正英美及渝共挑拨中伤之不正确观念”；“调整充实强化现有各种检查机构，务求机构简素，事权统一，责任分明，联系紧密，由有关各机关派出检查人员，会同实施图书、新闻、杂志、电影、戏剧、唱片、歌曲、广播等有关文化宣传作品之严格审查及检查，采取积极指导方针，不仅在消极方面删除违反国策之文字，尤应在积极方面指导符合国策之思想”；“强化电影事业，对制作、发行及戏院三方面之经营，速谋统筹办法之实施，以收调节集中之效”^[6]。

在沦陷区，日本先后扶植建立了长春的“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简称“满映”）、北京的“华北电影股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