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关于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应变政策的相关研究，大多偏重在政治层面的探讨，从国民政府面临巨变时的内外形势进行分析，这个方面基本上没有问题，笔者于数年前撰写《国难期间应变图存问题之研究》一书时，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亦是如此。但是从政治权力结构分析，当时虽是训政时期，中国国民党以党领政，党采集体领导的常务委员制，遇事共同决定，但是掌握实权者，是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先生。

蒋中正对于国家大政方针多有其个人看法，在探讨九一八事变后的应变问题上，尤其需要注意蒋氏对于东北的了解。东北处于内地，革命时期距离南方革命中心颇远，革命力量薄弱。民国2年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先生到日本后，筹划第三次革命，以日本距东北较近，非常重视东北地区的革命活动，曾派陈其美、戴传贤等在此活动，但是相较于广东及长江流域各省，与革命运动的关系确实较浅，因此在国民党的领导阶层中，对于东北有认识的人不多，蒋中正正是其中之一。蒋中正与东北发生关系，是由于陈其美的介绍。陈其美曾于民国3年1月奉孙中山指派与戴传贤赴东北发展革命势力，停留约两个月，于3月中返回日本。

蒋中正早年追随陈其美，在这种关系下，蒋中正曾于民国3年有一次东北之行，使他对东北问题有机会进行实地的了解，对于如何解决东北问题有其个人的意见。这项意见对于日后处理东北问题，特别是在如何应付日本侵略东北的问题上，应有一定影响。笔者将从蒋中正的东北经验，来探讨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处理态度。

二 蒋中正的东北之行

民国3年7月至8月间，蒋中正曾有20余日的东北之行，此行的主要目的在发展革命运动，策应军队，但无功而返。

蒋中正此行系受孙中山指派前往。缘于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陈其美等流亡日本。为了发展党的工作，陈其美向孙中山建议，在东北建立革命基地，得到孙的同意，于是与戴传贤于民国3年1月，自东京经神户赴大连。陈、戴在大连停留期间，一面受到北京政府警探的密查，一面又受到日本官厅的压迫阻挠，工作环境相当恶劣，虽然仍有若干进展，但与原先设想相差甚远，于3月中返回东京^[1]。7月，陈其美接到东三省同志宁武报告，表示吉林、黑龙江两省已运动成熟，黑龙江省巡防队旅团长巴英额及独立骑兵旅团长英顺愿意加入革命党，请迅速派员前往主持。陈因事务繁忙，不便离开，于是推派蒋中正与丁景梁（人杰）随同任职大连满铁公司的山田纯三郎至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处，先了解状况^[2]。蒋中正在民国5年5月，陈英士遇害身亡后所撰写的《陈英士先生癸丑后之革命计划及事略》一文中曾提及此事：“当时接东省同志之报，有巴、英二统领者，请其速往主持，以在东事繁，不克速离，乃命中正与丁景梁至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处，先往视察。”^[3]丁景梁，名人杰，湖北人，曾入江西新军，任司务长；武昌起义后，任鄂军都督府参议。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曾为稽勋局选派赴美留学，后因二次革命发生中止，参与讨袁，失败后赴日，居留东京，时往见孙先生，关系颇为密切。

关于蒋中正东北之行的经过，他个人留下的资料并不完整。蒋中正在哈尔滨期间得欧战消息，次日即上书孙中山陈述欧战趋势并倒袁计划。该计划书现存内容不全，大致可以了解蒋氏在文中分析欧洲局势及与反袁的重要关系，同时建议革命发展的计划。文中提到东北的工作情形，但内容十分简单，谓：“巴某（按：巴英额）方面，确实之音耗未至，故犹窃冀其事之成也。再迟几日，如其绝对无望，则介石等暂赴奉天，协助千山方面之动作，以期直捣贼巢之便捷，否则重返东瀛，另图南方大举也。”^[4]民国34年11月14日，蒋氏在复员整军会议上讲话，谈到东北问题时，对民国3年东北之行有以下的陈述：“记得我在民国三年到东北去考察的时候，总理曾经对我说：‘日本人如果不将东北和台湾交还我们，并保证朝鲜的独立，我们国民革命运动是不能停止的。你要将这个意思告诉日本将领。’那时候日本军阀还意图拉拢我们革命党，我在日本人的掩护招待之下，在东北的满洲里、哈尔滨、长春等地，住了三个月，最后在长春铁道饭店日本军人的执行会上，我将总理的意思表达出来，并说日本要协助中国革命，应该作列强的榜样，首先作具体的表示。当时招待会的主持人是一位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