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汪精卫（1883～1944），中国现代史上一位令人既爱又恨，既羡又嫉，既责又惜的人物。爱其革命英豪，恨其落水汉奸；羡其潇洒文俊，嫉其风流媚世；责其泯灭大义，惜其扬弃名节。端视他年轻狱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怜光不灭，夜夜照燕台。”^[1]语高气壮，不愧英雄本色。再看他晚年吟诗：“六十年无一事成，不须悲慨不须惊；尚存一息人间世，种种还如今日生。”^[1]颇有阅尽人尘，挥视无憾之意。两首诗前后辉映，既显示汪精卫从热血青年到落寞老朽的心境转换，也诉说人生起落无常、悲欢无定的哀愁。

综其一生，言行反复，有几个明显转折：一是辛亥革命前后，从激情志士变身为调和的鲁仲连；二是北伐前后，与中国共产党由牵手而分离；三是九一八事变前后，与蒋中正从对抗到和解；四是武汉会战前后，舍抗战而就妥协。其中有浪漫的映视，也有热血的奔腾；有权力的竞逐，也有正气的激扬；有理想的坚持，也有飞蛾的悲壮。如此多样迷离的历史人物，足堪玩索，尽情捉摸。

九一八事变，就日本人而言，是张牙舞爪的毕现；对中国人来说，是严重国难的开端。面对侵略者的贪婪进攻，正义之士都应奋起搏击，共挽狂澜。本文仅就九一八事变前后汪精卫与蒋中正关系的变化，作一较全面的历史考察。

二 总理不在世 兄弟起勃谿

汪精卫与蒋中正关系出现裂痕在孙中山去世之后。国民党内发生接班人问题，汪精卫一一整垮居要职的老同志如胡汉民、邹鲁、林森等，跃身为“接班人”^[2]：肩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政治委员会议主席，权倾一时。又在中共助势下，展开反右斗争，逼使戴季陶、居正、谢持、邓泽如等中央执监委员出走广州，聚集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先生灵前，举行救党会议，形成所谓“西山会议派”。15年1月，国民党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一方面议处“西山会议派”为非法组织，一方面产生由汪系与共产党人掌控的新中央，汪精卫的接班人地位益加稳固。

汪精卫虽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对于拥有两次东征胜利战绩的蒋中正之军事实力，却不放心，与俄籍军事顾问季山嘉（Kissanga）合作，既行孤立之策以弱蒋，复阻泥蒋北伐提议以抑蒋，甚且使出“调虎离山”计略以迫蒋^[3]。民国15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即为汪、蒋分裂之关键。关于事件原委，误会说抑阴谋说，论者已多，岂容本文置喙^[4]。惟端视事件结果，导致汪精卫势衰而蒋中正势盛，则为不争事实。原来要迫蒋离粤，反变成汪“暂时休假”赴法国养病^[5]。表面看似平息，二人之间芥蒂已生。汪曾致函蒋中正，表示“今弟既厌铭，不愿共事，铭当引去”。汪妻陈璧君则坦白告蒋：汪隐退目的，一是为了疗病，二是为了使蒋能反省一切^[6]。显见对蒋心存不满。蒋随后复一长信辩解称：“然以上述之事实证之，其果弟为人间乎？抑兄为人间乎？其果弟疑兄而厌兄乎？抑吾兄疑弟而厌弟乎？请兄思之。”^[7]果心无横梗，又何须洋洋词费？

汪此一“暂时休假”，便休了一年。疗养期间，蒋中正领导国民革命军北伐节节进展，国民党中央及地方均迭电催促销假回国，即蒋中正亦不例外，曾电谓：精卫同中正关系是如手如足的；如果中正个人想把持党，不要汪同志出来，便是没有人格，谁都可以杀我的^[8]；甚至说：“如兄不来，则弟惟辞去一切职务，以谢党国。”^[9]乍见二人释嫌之迹。汪曾一度应各方要求启程回国，行抵德国柏林旧病复发，只好折回法国，直至16年4月初才取道莫斯科返抵国门。时北伐军已底定上海、南京，获得第一期辉煌战绩。不幸，国民党内出现矛盾，左派与中共联手控制武汉，与南京方面各拥势力，遥相抗衡。

这时两方都积极争取汪的支持。汪4月1日返抵上海，与蒋中正、吴稚晖、蔡元培等要人经数次会谈分共及解决国民党内纠纷问题，意见未能一致。复与中共总书记陈独秀会晤后发表联合宣言，呼吁国共应抛弃彼此间的猜疑，不听信任何谣言，互相尊敬，事事开诚，协商进行，政见即不尽同，然如兄弟般亲密。尽管蒋中正发表“自汪主席归来以后，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诸端，皆须在汪主席指挥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中正唯有统帅各军，一致服从”^[10]之竭诚拥护声明，汪还是拗不过武汉谭延闿、徐谦、孙科、宋庆龄等人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