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九一八事变以后，由于对日态度、活动地区的不同，东北工商资本家被分化成两个群体。一个是离开东北，以关内为活动地区，联合教育家，共同组建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并且劝张学良回东北进行抗日的工商资本家群体。对于该群体以往研究已有很多。另一个群体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在日本的控制下，继续从事原来的工商业经营，对侵略者没有采取激烈的反抗行为。对此，以往的研究没有给予很高的评价。但笔者认为，在保护民族工商业、巩固地方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方面，该群体的行为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本文以工商资本家，特别是以消极抵抗的工商资本家为对象，通过分析他们在伪满时期的工商活动，来剖析当时的社会及与他们的影响。

近年在日本史学界开始出现就有关九一八事变后留在伪满政府内部的人物分析的研究。例如滨口裕子、澁谷由里等人的研究要点是以政治领域为中心，从东北地方社会的视角，对九一八事变后滞留东北的地方官僚进行分析研究。

滨口裕子的研究是通过分析地方官僚对张学良政权的支持程度、与清王朝的关系、是否在东北地区以外有政治基础、亲日程度等情况，对加入伪满政府的东北官僚进行研究。滨口认为：在张学良政权内占据重要地位的官僚未加入伪满政府，与其相反，一些被张学良疏远的官僚则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加入了伪满政府^[1]。

澁谷由里对袁金铠、于冲汉、臧式毅及由他们组成的“奉天地方维持委员会”的分析较为详细。这些人连同王永江在内被称为“奉天文治派”。从清末到张作霖东北政权确立之前，“文治派”将如何确保东北行政与财政的独立性作为其政治主张。与张氏父子相比，他们更注重地方的发展。1924年以后，由于“文治派”关注地方的政治视点与张氏父子宣扬的国家主义相背离而遭排斥，其政治地位日渐衰落。九一八事变后，“文治派”受到日本人的拉拢，重新返回政治舞台。“文治派”希望通过“奉天地方维持委员会”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其所处的傀儡地位决定了他们的主张无法实现的现实^[2]。

此外，在对张学良的研究中，西村成雄提出了中国人认同意识多重性的观点。他们拥有“自己是中华民族及中国人”这种认同意识以外，还有例如“自己是属于某地方社会及属于某一家族”的认同意识^[3]。由于所处时间、地点、立场的不同，人们的认同对象的顺序发生变化。“文治派”选择伪满洲国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对地方社会的认同高于对国家及民族的认同。

本文同样对地方社会进行关注，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对东北地区的工商资本家进行分析。

二 东北工商资本家

我认为工商资本家是城市势力派之一^[4]。地方商会主要是由他们组成的。在东北，商会是由清末公议会改组而来的，是具有地方自治功能的组织。所以商会干事多是商界名流，被赋予稳定地方社会的重任。由于所处地区不同，不同的政治条件、经济条件、自然环境等因素决定了东北工商资本家具有各自的地方特色。以下分别对东北各地区的商会干事予以介绍。

1.哈尔滨

从1898年起，哈尔滨成为由俄国开发的殖民地，直到1926年中国人收回自治权。在这段时间内，俄语成为本市的通用语言，市政府与市议会成为以俄国人为中心的行政机关。1926年3月，中国议员对不平等的制度表示不满，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张焕相派军队强行解散议会及政府执政部，当地的地方势力派顺势组成临时自治委员会，开始了对本市的自治。

但是，哈尔滨与俄国之间有密切的经济往来，俄国人交纳的税额占市财政收入的相当份额。因此，收回自治权后，哈尔滨并未排斥俄国人，而是制定了使其成为居留者的新制度^[5]。出于发展经济的考虑，哈尔滨的工商资本家对俄国势力采取了接纳、认同的态度，并将这种态度作为促进地方发展的基础。这种意识形态使本地没有排外主义倾向，反而产生了如何发展当地经济的地方主义思想。九一八事变以前，在哈市日本人与当地势力间的矛盾没有其他地区那么严重，同时本地势力对张学良政权没有强烈的依赖性。因此，面对日本的殖民统治，当地工商资本家选择了忍耐和消极抗战的做法。下面介绍哈尔滨的工商资本家。

张延阁：1923年担任哈尔滨道里商会会长，“九一八”后继续留任。在1945年国民党接收哈尔滨前，担任该市的临时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