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的相继爆发，极大地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不过，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期，这种影响表现的方式和达及的程度有所不同。上海银行公会，是当时上海银行业惟一的同业团体，且因其行业优势，在上海工商各同业组织中居于中心地位，对上海金融界乃至全国金融界都有重要影响。在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期间上海银行公会关注哪些问题，发表了哪些重要主张，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如何，对此本文拟作一概述。

一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上海银行公会正处于不得不改组为银行业同业公会的前夕。到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以银行公会所代表的上海银行业，一方面已经成为国民政府发行公债库券和获得短期垫款最重要的来源，另一方面在维持上海金融市场、稳定工商行情方面也起着主要作用。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上海银行公会一直与国民政府有关当局（尤其是财政部）保持着直接联系，如财政部长宋子文以及财政部几位次长时常在上海与大银行家直接接洽，必要时银行公会的代表也可以赴南京约见财政部官员，银行公会的公函亦直接呈送财政部。这种直接联系的关系是财政当局和上海银行公会的共同需要。但是，随着工商实业的发展，各主要工商城市以特定行业为主体的公会、公所数量甚多，把所有的公会、公所均改组为同业公会并归并于各地商会之下，再由地方党部、社会局主管商会，无疑是国民政府控制工商团体的有效措施，因此实施《商会法》、《工商同业公会法》势在必行。不过，就上海银行公会而言，其所代表的金融力量、所直接控制和影响的经济力量已经非常强大，势必不满足于混同上海地区数以百计的同业公会群体，所以即便在不得不改组为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并成为上海市商会的会员之后，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仍以独立的身份出现，并发挥着重要作用。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际，国内时局关注所在依然在宁粤政争。自当年4月底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4名国民党中监委在广州对蒋介石提出弹劾、5月反蒋派在广州宣布另行成立国民政府之后，粤方一直把蒋介石下野作为双方息争的前提。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粤方在致蒋介石的电文中仍坚持：“执事下野，此间政府随以取消，另行组织统一的国民政府。”^[1]甚至当年10月下旬粤方同意在上海与宁方举行“和平统一”会议，也是把蒋介石辞职、粤府取消作为不可分开的统一的前提。明确了这一点，对于我们评价上海银行公会有关时局的主张，是非常重要的。

九一八事变之前，上海银行公会对于宁粤政争之是非，不轻易公开表态。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银行公会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事变后第三天即9月20日，上海主要报纸刊登了上海市商会、上海反日援侨会等团体呼吁息争的电文。上海市商会在致国民政府的电文中提出质问：如果匪讧于内，灾通于国，寇逼于堂奥，而国内仍不改其蛮触蜗急之心理，际此危局，覆亡立见，何异助敌作伥，无论陈义若何，措词若何，均将为中华民族之大罪人。覆巢完卵，诸公讵得免焉^[2]。银行公会认为，此类电报的发出，“虽是否有效，固不敢必然，国民天职所在，良心上似亦当有所表示”。于是，在9月21日的上海银行公会改组筹备委员会的紧急会议上，叶扶霄以主席的身份谈道：“日来日本藉词中村案件，突然进兵东三省，并割据长春，以致时局骤起变化。吾国当水灾之后，又起外侮，而宁粤当局，又复政见不同，谣诼时兴。当此国难之际，自应以救国为前提，而救国步骤，尤宜内部息争，方可群策群力，专心御侮。否则国家固有累卵之危，金融界亦复不堪设想。时至今日，似各界不能再安缄然。”当即由出席会议的各委员通过了致宁粤双方的公开电稿，经钱业公会主席秦润卿阅后，以银行业和钱业两公会的名义发出^[3]。该通电指出：日军竟甘冒大不韪，进袭辽宁各处，全市震动，悲愤曷极。窃思时至今日，再不努力图存，国将不国，遑论其他；并提出三点主张：1.兄弟阋墙，最为不幸，立即急息，以御外侮；2.团结一致，捐弃前嫌，敌忾同仇，以纾国难；3.通告全国，处于镇静，朝野一心，以挽危局。该电文最后称：“两公会凛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用敢电请诸公，当机立断，集合各地贤桀，聚议一堂，共挽狂澜，在此一举，否则危亡在即，完卵难期，革命之人格